故事梗概：

　　1976年七月末，唐山这个夏天热得有些不同寻常。

　　卡车司机方大强和妻子李元妮，与龙凤胎儿女方登、方达挤在狭小的房子里，一家人温馨和睦。方大强这次出车回来，给娘仨带来了普通人家难得一见的 物件——电风扇。姐弟俩抱着一路撒欢似地跑回家，惹得旁人侧目。李元妮看着孩子和丈夫，心中满是对未来好日子的憧憬。她不会想到，几个小时以后，一家人的 幸福会以怎样惨烈的方式被撕碎。

　　7月28日3时42分54秒，唐山大地震。为救孩子，方大强死了。方登方达被压在同一块水泥板下，从哪边开启，都意味着另外一个凶多吉少。救哪 个，决定权只能交给母亲。李元妮依稀听见方达微弱的喊声，四周余震不断，若不决定可能带来更大伤害。“救弟弟吧……”两个神志清醒的孩子清晰地听到母亲的 宣判。命运让她成了最残忍的人。夹裹着灰泥的大雨倾盆洒落，黑色的天幕下哀鸿遍野。

　　震后，李元妮独自抚养着儿子坚强生活。劫后余生的方登被军人王德清(陈道明饰) 夫妇领养，进入一个全新世界。23秒的天崩地裂，让母女姐弟从此天各一方，直到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他们的生命轨迹才重新有了交点……

有一外地人路过牟海（牟平、海阳）一带山村，时逢隆冬，风雪交加。艰难跋涉中，遇一村妇。那路人急于投宿，便问何处有客栈，村妇未答。那人又问：“若无客栈，能否借你家住一宿，暂避风寒？”没曾想那村妇这样说：“你张口就找客栈，俺还当你嫌弃俺庄户人家脏，不稀得住呢！”

随后一同进得村来，她把客人安顿好，转身走了。客人没多想吃饭的事，就上床休息。不大一会儿，村妇回来，见客人已早早歇下，不禁生气了，说：“你这个人是看俺管不起饭吗？”客人忙起身连连说“不”，走到灶间一看，桌上已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风雪数日不停，客人心急如焚，但一日三餐，招待不走样。一天早饭后，风停雪消，客人急于赶路，但不敢不辞而别，坐等主人归来。中午时分，村妇外出归来，一看客人没走，又生气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天好了还不快走？好吃好住的还想让俺养活你一辈子么？”客人连连作揖，表示数日打扰，感激不尽，掏出银两，意欲答谢。村妇一看，急眼了，大声问：“你还当俺真是开客栈的吗？”

胶东人的好客精神，不仅让外乡人感到宾至如归的温暖，如今更为胶东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平添了人文情愫。这份人脉，必将会世世传颂、代代相传。（高承柱王春燕）

 　　蜀绣的技艺特点有线法平顺光亮、针脚整齐、施针严谨、掺色柔和、车拧自如、劲气生动、虚实得体，任何一件蜀绣都淋漓地展示了这些独到的技艺，据统计, 蜀绣的针法有十二大类，一百二十二种。常用的针法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针、盖针等。蜀绣常用晕针来表现绣物的质感，体现绣物的光、色、形，把绣 物绣得惟妙惟肖。如鲤鱼的灵动、金丝猴的敏捷、人物的秀美、山川的壮丽、花鸟的多姿、熊猫的憨态等，蜀绣绣法灵活，适应力强。一般绣品都采用绸、缎、绢、纱、绉作为面料，并根据绣物的需要，制作程序、配色、用线各不相同。
 　　蜀绣遍布四川民间，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家家女红，户户针工"，人数达四五千之多，相当于刺绣工厂在职职工的15倍。她们除刺绣被面、枕套、头巾、手巾、衬衣、桌布等几十个品种外，还积极生产外贸出口的生纺绣片、绣屏等。绣品仍保持浓厚的地方特色。蜀绣这一传统工艺的发展，时常得到画家的大力支持， 如《薛涛制笺图》绣屏，就是画家赵蕴玉提供绣稿，由刺绣工艺师加工再创造的一幅佳作。它还采用"线条绣"，在洁白的软缎面料上运用晕、纱、滚、藏、切等技法，以针代笔，以线作墨，绣出来的花纹线条流畅、潇洒光亮、色调柔和。不仅增添了笔墨的湿润感，还具有光洁透明的质感。

 　　由吴兴钱山漾古遗址出土的五千年前以家蚕丝织成的丝织物残片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取丝的国家，而且发源于太湖流域，这就为苏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文献和实物的限制，苏州刺绣究竟始于何时，目前尚难以确切说明，但据刘向《说苑》载，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地已有“绣衣而豹裘者”。三国时，东吴丞相赵达之妹，已能运用刺绣绣出了我国第一张山地八仙祝寿势军阵之图，时人谓之“针绝”。而《三国志·吴志·蒋钦传》上也记有“妻妾衣服，悉皆锦绣”之句，可见一千七百多年前苏州刺绣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已达到可观的程度。

　　宋代，苏州刺绣已有了欣赏性的绣品出现，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张应文著的《清秘藏》一书中说：“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仅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唼喋之姿，佳者较画更胜。”，描绘了宋代苏绣已具有精工细作、形象真实生动的特点。 　　元代的苏绣，见诸文献记载的并不多，《清秘藏》中则道：“元人用线稍粗，落针不密，间用墨描眉目，不复宋人精工矣！”可见，元代的绣品较之宋代无多大进步。 　　明代，是苏绣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方面是社会对绣品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商品绣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是嘉靖年间（1522-1566）上海“露香园顾绣”的出现，对苏绣风格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顾绣代表人物韩希孟，是“露香园”主人顾名世的孙媳，她的艺术特点，在于利用绘画为基础，尽力发挥刺绣针法与调和色彩的表现能力，使绣品效果达到淋漓尽致、相得益彰。苏绣在吸取她的长处后，无论在原料、针法、绣工上，与当时的鲁绣、东北的缉线绣、北京的洒线绣截然不同，形成了图案秀丽、色彩文雅、针法活泼多变、绣工精细的特有风格，称誉全国猫　　清代，苏绣已成为苏州地区分布很广的家庭手工业，从事凤冠、霞帔、补子、官服、被面、枕套、鞋面、手帕、扇袋、挂件、荷包、帐帏、椅披、戏剧行头等各种各样绣品的制作。为营销绣品，各种绣庄应运而生，甚至出现了有关刺绣的专业坊巷，如“绣线巷”、“绣花弄”等，苏州被称为“绣市”。其时，双面绣开始出现，标志着苏绣有了高度的艺术技巧。当时，皇室的日用绣品或艺术绣品，多出自苏绣艺人之手。在民间，如蔡群秀、沈英、沈立、朱心柏、徐志勤、钱蕙、林抒、赵慧君、沈关关、杨和、金采兰、江缪贞、潘志玉、张元芷、郭桐先等一大批苏绣艺人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著名绣家。其中，最杰出的则首推清末民初苏绣艺术家沈寿，她吸收了西洋画中的明暗原理，十分注重物象的逼真，首创了“仿真绣”，对苏绣技艺的改进、发展、推广、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刺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日寇侵华，百业萧条，苏绣生产呈现每况愈下之势，许多中、小绣庄纷纷倒闭，艺人、绣工纷纷转业，及至解放前夕，绣庄由全盛时的一百五十余家，衰减到了二十多家，从事刺绣生产的专业工人已寥寥无几。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对工艺美术“保护、发展、提高”方针指引下，地方政府通过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方式，促进了绣品销售，提高了绣工的生产积极性。吴县镇湖、藏书、光福、通安、东渚、木渎、胥口等一带乡镇，几乎形成“家家有绣绷、户户有绣娘”的规模。据1990年时统计，吴县绣娘达十二万之众，人数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苏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提高的新时期。1958年，苏州开始推广机绣。20世纪80年代末，又部分采用电脑绣花，大大提高了日用绣品的生产能力。苏州城里几十个旅游点、几百家经销店内，绣品比目皆是。在刺绣行业里，分工也越来越细鸳鸯，其中有专门从事刺绣针法、工艺研究的苏州刺绣研究所，从事刺绣欣赏品和出口服装生产的苏州刺绣厂，从事刺绣日用品生产的苏州绣品厂，从事儿童绣衣和日用品生产的苏州刺绣童装厂与苏州儿童用品厂，从事剧装戏衣刺绣和制作的苏州剧装戏具厂，从事绣鞋生产的苏州工艺鞋厂，以及从事刺绣线生产的苏州花线厂等。

　　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间里，这支苏绣大军，每年不但生产出大量的日用绣品满足市场需求，而且在拓宽新门类、采用新材料、应用新工艺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把刺绣和镶、嵌、印、贴、雕、绘等各种技艺手段综合运用起来，制作出了一批批具有现代审美感的产品，使苏绣日用品很快发展至十多个大类、两千多个品种，产品远销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与此同时，苏绣艺术品更以其旖旎之姿争芳于绣坛。除了“小猫”、“金鱼”等最常见的题材外，花鸟、走兽、山水、人物、静物等各种题材的作品异色纷呈，其表现的艺术幅度，远远超过以往。在技艺上，采用苏绣与发绣的结合，发绣与发刻的结合，刺绣与缂丝的结合，刺绣与缂毛的结合等作品也相继产生，为苏绣艺术的衍生和发展开创出了一条条新路，大大拓展了苏绣的表现能力和绣面效果。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苏绣艺人创造出了绣品正背两面纹样、针法相同，色彩迥异的双面异色绣；1980年，苏绣艺人邱秀英、殷濂君首创成功了一种双面异色、异样、异针法刺绣（双面三异绣 ），首幅作品《猫狗图》的两面奇迹般地分别出现了猫与狗的不同图形，突破了双面绣两面图案必须一致的禁区，其技艺达到了鬼斧神工的程度。此后又有《金丝猴与哈巴狗》、《查尔斯与黛安娜》等双面三异绣作品产生。更难以置信的是，一名现年51岁的苏州须眉顾家翘，自1999年起，悉心研究苏绣技苏绣，先后以德国弗里茨·曼斯尼采和美国尼尔·巴尔的两幅人体摄影作品为蓝本，创制了一幅高56厘米、宽40厘米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双面三异绣，同时开创了首幅人体摄影绣品和独自绣制（现存的双面三异绣均为两人以上合绣）的两个之最。接着，他又创制出了绝无仅有的以同一根线在绣品两面表现出不同针法的《月色荷塘》、《天鹅舞》等作品，开创了传统刺绣和现代科学融会的先河。2005年5月，他经过苦心钻研，划时代地创制出了一幅异线（羢）、异景、异色、异样、异针法的双面五异绣《白猫和熊猫》，以及通过灯光能尽现绣品细部的隐亮绣《东方明珠》，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苏州刺绣成为联结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1956年开始，苏绣艺人顾文霞、徐志慧、周巽先、钱漱渝、柳金燕等先后到英国、瑞士、德国、前苏联等国现场表演刺绣艺术。每年到苏州参观刺绣艺人操作和观赏作品的五洲宾客也约达十多万人次，其中包括德国前总理科尔，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苏绣被美誉为“有生命的静物”、“东方的艺术明珠”。同时，近百次为国礼馈赠国外元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法国蓬皮杜总统、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日本中曾根首相等都曾因得到精湛的苏绣艺术品而欣喜。苏州刺绣研究所的作品先后在一百多个国家展出。苏州刺绣厂为维护苏绣的传承制定了“苏绣精品标准”。

　　为表彰能工巧匠在工艺美术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国务院自1991年起，先后授予苏州刺绣界的徐绍青、顾文霞、周爱珍、周巽先等四人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徐绍青、李娥瑛、顾文霞、任嘒闲、周巽先、殷濂君、周爱珍、蒋雪苏绣等8人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最高荣誉称号。

　　改革开放以后，刺绣业的集体成分开始向私有化过渡。民营企业、民间绣庄时有开设，方兴未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文霞、任嘒闲、蒋雪英也开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在苏州近郊，仍然活跃着几万名绣娘。东渚镇苏绣民营企业的和服、韩服的加工量，已分别占有日本、韩国的较大市场，成为我国最大的和服、韩服加工出口基地。镇湖镇总人口为1.9万人，从事刺绣、裱绣、绣框制作的从业人员就有1.1万人，一条街上开出了二百八十多家绣庄，还出现了姚建萍、姚惠芬、姚惠琴、卢福英、邹英姿等一批能绣制高档精品的后起之秀，在各项博览会和工艺品评比中摘金夺银。2003年，镇湖的绣品销售收入达到2亿元，刺绣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2000年，镇湖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刺绣）艺术之乡”。2003年，木渎镇人民政府专门为民间刺绣艺术家姚建萍建立了“姚建萍刺绣艺术馆”，这是乡镇政府为民间艺人开办的第一个艺术馆。

　　苏州刺绣之所以令人爱不释手，是其品种、造型、图案、画稿、针法、绣法、色彩、技艺、装裱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而针法的运用，是构成绣品各种艺术形象的语言。由沈寿口述、张謇手记的《雪宧绣谱》，汇集了其毕生的绣技经验，归纳的针法有18种，经后人的努力，现已发展到43种。基本针法有：齐针、正抢、反抢、迭抢、平套、散套、集套、擞和针、施针、接针、滚针、切针、辫子股、拉梭子、平金、盘金、打子、结子、拉尾子、鸡毛针、绒、格锦、编针、网绣、水纹针、桂花针、挑花、松针、戳纱、打点、乱针、扣绣等32种；辅助针法有：扎针、铺针、施毛针、旋毛针、刻鳞针等5种；变体绣针法有：迭绣、穿珠、帘绣、钉绣、贴绫、虚实针等6种。在欣赏品绣制过程中，艺人们为更好地表现物体的形态特征，常常是多种针法并用。如绣猫时，毛丝用施套针，眼珠和眼白用集套针、施针，胡须及眼眶用滚针，通过针法的灵活应用，使绣出的物像真实生动、质感毕现。

　　在苏绣众多针法中，近年来乱针绣异军突起，艺人们运用这一针法创作出了许多佳作。乱针绣，又名“正则绣”，系近代刺绣艺术家杨守玉于20世纪30年代在正则女子职业学校授教时始创。这种针法改变了传统刺绣“密接其针，排比其线”的方法，采用长短交叉线条，以分层加色手法来表现画面，尤宜绣制油画、素描、摄影为稿本的作品，其作品的艺术效果特别具有质感。经过杨守玉门人周巽先、任嘒闲、朱凤等苏绣名手的传授、推广，乱针绣已成为苏绣的主要绣种之一。作品有《列宁在拉兹里夫河边》、《齐白石像》、《虎丘》、《冒气的池塘》等。在乱针绣的基础上，又创新发展了虚实乱针绣、双面乱针绣、双面异样绣和双面异色异样异针法绣（双面三异绣）等刺绣技法，把乱针绣技艺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苏绣还有一种“盘金绣”，其绣法以金线盘绕、丝线横向钉固，因此亦称为“钉绣”。主要用于龙袍、官服、礼服、旗袍、剧装上龙凤、山水、花卉以及其他装饰图案的绣制，作品金碧辉煌、雍容华贵。鼎盛时期，苏州周边乡村曾有数千绣娘从事盘金绣的绣制，但目前仅在长桥镇新南村一带，尚有四百多位老艺人为广东、新加坡等地加工服装饰花，年轻人因该手艺枯燥单调，工价又不高，不愿习此艺，盘金绣已呈后继乏人之势。

　　苏绣的技艺特色，大致可用 “平（绣面平伏）、齐（针脚整齐）、细（绣线纤细）、密（排丝紧密）、和（色彩调和）、顺（丝缕畅顺）、光（色泽光艳）、匀（皮头均匀）”八字来概括，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绣品。

　　苏绣品种繁多，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日用品。有生活小用品，如荷包袋、香料袋、眼镜袋、折扇袋、名片袋、顺袋、团扇面、镜子套、小挂件等。有衣饰鞋帽，如披肩、旗袍、裙子、马甲、围涎、衬衣、虎头鞋、虎头帽，以及加工出口的日本和服、韩服等。有室内用品，如被面、枕套、桌围、椅帔、椅垫、门帘、台布、沙发靠垫、电风扇套、电视机套、空调机套等。以及其他用品如官服补子、车轿装饰、戏衣、寿衣等。日用品的传统图案有着纹样结构中心突出，造型艺术夸张，富有装饰味的特点。形式常见有单角花、对角花、四角花、一团四角花、满底花等。在用色方江南三月，苏绣一向讲究秀丽素静、随物赋彩，华而不俗、秾而不艳，这是有别于他绣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与苏州人民喜爱淡雅素丽的生活习性相一致，也与苏绣能够形成精细雅洁的特点休戚相关的。

　　二是欣赏品。有摆件（长、方、圆各种规格的台屏）、挂件（画片、立轴、镜片、中堂、对联等）、立件（单屏、折屏等）及册页等。其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花卉、飞禽、走兽、静物、书法、装饰图案等均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欣赏品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小猫”和“金鱼”，为了生动表现出小猫蓬茸的毛丝和神态，绣工们不仅需要千针万线，还必须十分注重色彩的运用。仅以一只小小的猫眼而言，就要按照瞳孔受光部位的不同，以二十多种色线来表达，这样才能将猫眼绣“活”。1986年，在保加利亚举办的第六届普罗夫迪夫国际春季博览会上，苏州刺绣厂送展的一幅双面绣《长毛猫》荣获了金质奖。绣金鱼，为表达出金鱼尾巴的透明质感，绣工们往往要将一根头发般粗细的丝线“劈”成四十八分之一来绣制，绣出的金鱼出神入化，宛若在水中游动，给人以美的享受。1984年，苏州刺绣研究所送展的一幅双面绣《金鱼》获得了第五十六届波兰波兹南国际博览会金质奖。

　　苏州刺绣作为一门千年流传、繁衍的古艺，为美化历代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6年10月，苏州市在景德路的明代建筑王鏊祠堂内建立了中国苏绣艺术博物馆，陈列有自汉代至今的绣品二百余件，其中有从北京大葆台燕王墓、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苏州虎丘塔等地出土的苏绣绣片、经帙、褡裢等日用品（部分为复制品）；有苏州制作的明代万历皇帝的缂丝衮服、孝靖皇后的刺绣“百子衣”、清乾隆帝朝服的复制品；有17世纪著名刺绣艺术家韩希孟的刺绣册页、清末民初苏绣艺术家沈寿的仿真绣，以及现代发展起来的双面异色绣、双面异色异样异针法绣等作品，成为展示苏绣历史和精品的一个重要窗口，受到人们的欢迎。在苏绣的发源地镇湖建造了中国刺绣艺术馆。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故事：而这些故事，自人类行为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大部分埋藏在浩瀚的档案文献中，什么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过去人类经历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责任就在于揭开历史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发掘，梳理和解读原始档案和文献。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历史，了解自己的过去。这是一个自古以来被中国史家遵循和推崇的简单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今天，这种信念似乎已经被许多人遗忘了，丢弃了，其实，人类社会越是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就越需要了解历史，了解文明的演进。这里就包含着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老生常谈”在此时也许还是必要的。

冷战国际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是近十几年来的国际学界异军突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其最重要的标志和特点就是研究者广泛收集和利用各国的解密档案文献，努力重现以往被铁幕遮蔽的历史真相。而在目前中国的世界史和国际政治范围内，能够在同一水平与国外学者对话的，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笔者想结合这一研究领域的种种案例，谈谈有关档案解密开放与利用的感受。

开放和利用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

史学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3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说法的依据就是世界各国档案法规定的解密年限大体都是25-30年。因此，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是历史研究的前提。

10年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成果之所以层出不穷，首要推动力应是俄国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尤其是曾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在大范围内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以至对一些基本史事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近几年，俄国档案管理趋于紧缩，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更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也于2004年对社会和国外开放了。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以1956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可以找到中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描述和解释历史，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笑和担忧了。

关于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从而表明了中苏结成同盟的明显倾向。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与中共秘密接触，甚至接到邀请北上面见中共领导人。同时，在米高扬1月底访问西柏坡后，苏共同意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表明中共的立场？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刘少奇究竟是何时访苏的，但此事没有做过公开报道，研究者对此长期没有找到答案。1991年出版了师哲(刘少奇的俄文翻译)的回忆录，内称刘少奇一行是7月2日出发去莫斯科的。于是，学者们便推断，毛泽东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发表的这个宣言，就是为了向莫斯科表明中共积极靠拢苏联的立场，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见定调子或做铺垫，以便取得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其结果，自然是放弃了与美国进一步接触的机会。但1996年有关档案文献的披露，完全推翻了这种看法。俄国公布的“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工作日志”和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清楚地表明，6月27日夜间，刘少奇与斯大林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成功的会谈。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答应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还主动建议中共提前进军新疆。所以，毛泽东是在了解到斯大林的积极立场后，才下决心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护，毛泽东就不再关心和顾忌美国的态度了。由此可以做出的推断是：第一，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中国在客观上处于更为有力的外交地位；第二，毛泽东公开指责美国和拒绝走第三条道路的前提是已经与苏联确定了同盟关系。

如此看来，一两件档案的解密就足以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对档案文献必须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档案本身就是历史。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之初，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不少人以为，多年封闭的保密文件一旦开放，许多历史真相就会立即大白于天下，似乎档案解密本身就可以揭开历史谜团。这里包含了人们良好的愿望，也存在着极大的误会。殊不知，历史文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且不说要在浩瀚的故纸堆中寻觅可以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如同大海捞针——这需要历史学家事先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付出辛勤的劳动，就是真找到了几件核心史料，也还需要研究者参照和对比其他已有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缜密考证，如此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里也举一个案例。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在台湾海峡引发了一场危机，这是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大举动。作为同盟国，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或向莫斯科通报过信息，关系到如何评判莫斯科对此事做出的反应，以及当时中苏军事合作关系的状况。笔者查阅了有关研究著作发现，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事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炮击金门的消息，但却都没有说明这个论据的出处。追根寻源，笔者看到，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刘晓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问及炮击金门为何事先不通知苏联，中方答复已通过苏联军事顾问把此事通知苏联国防部了。后来，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公布了，经查证，刘晓的说法是出自10月2日会谈记录中毛泽东的说法。有了这样的档案依据，似乎就可以证明以往的结论的正确性了。但是笔者仔细考察后发现，还有更多的档案依据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吴冷西回忆录引证的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引证的毛泽东在1959年9月30日与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都表明，毛泽东曾亲口说，炮击金门的行动事先没有通报苏联，更没有与之协商过。此外，在炮击行动开始前二十多天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与他进行过4次谈话。经查证这几次谈话记录，中苏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谈起远东国际局势的问题，更没有提及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鉴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毛泽东在采取行动前没有向莫斯科请示和通报，但为了制约美国可能的干预，毛泽东又有意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中苏协商的结果。至于毛在9月30日和10月2日两次会谈中的不同说法，则是因为不同的会谈气氛使然。

这个案例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克服一种心态，即当研究者发现了一件他长期寻找和期待的档案后，往往会感到兴奋，并迫不及待地依据这件档案做出相应的结论。如果不采取谨慎的态度，仔细进行对比、考证，即使利用原始档案，同样会做出与史实大相径庭的推断。

除了对档案内容的解读外，鉴别档案的形式也很重要。档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会议记录(又分为速记记录和工作记录)、电报、信函、报告、决议草案、条约文本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文件都是同等重要的，不过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有时需要按不同层次区别对待之。例如，中国的许多论著都认为，1950年的中苏同盟条约最初是中方起草的，经苏方同意后形成了最后文本，其根据是1月25日毛泽东和2月8日周恩来给刘少奇的电报。尽管这里的依据也是原始档案，但是这两封电报所反映的只有当事人的说法，这显然是不够的。要确定条约的作者，最重要的当然是找到条约起草时的文本。而上述论著的研究者都没有提供中方起草的文本，笔者也曾试图在中国的档案馆寻找有关文件，但始终没有收获。与此同时，笔者却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大量条约的文本。这里不仅有苏方1月6日至22日共7次起草和修改的俄文文本，23日苏方交给中方的俄文文本，以及24日中方修改后又退还苏方的译本，还有关于31日周恩来与米高扬商议条约文本的情况报告。所有这些文件都证明条约最初是苏方起草的，而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两相比较，自然是俄国档案对于所要回答的问题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实际情况是，1月初中苏达成签订新约的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开始布置周恩来访苏及其他准备工作，斯大林则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并立即投入到条约及各项协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言，在提交中国代表团之前，苏方共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并于1月23日双方会谈时交给中方；中方研究后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于24日退还苏方，苏方基本没有再改动；此后双方又交换过一次文本(均未改动)，并加以确认。在笔者看来，除非中国档案能够提供中方最初起草的条约文本，否则这个问题就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需要的只是解释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什么会坚持电报中的说法。

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依靠不断发现新的档案

历史没有终点，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研究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历史研究中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些核心档案的缺失，历史学家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无法拼装完整的图像，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而只能等待新的档案文献的问世，因为他们必须遵守一个准则：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朝鲜战争是冷战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过去人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朝鲜统一问题的态度，后来俄国档案披露了5月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访华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以及9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对驻苏使馆报告所做出的决议。由此得知，在1949年9月之前，苏联和中国都希望北朝鲜不要急于通过武力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但是，对于此后一个多月事情发展的进程，缺乏文献证据；后来又发现了一件俄国解密档案，即11月5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其中谈到：“鉴于您的10月21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通报您，我们支持针对你们所说的问题的那种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不过，毛泽东来电究竟谈了什么意见，莫斯科将向朝鲜提出什么劝告，都没有说明，研究者也只能根据事态的逻辑发展进行猜测。直到2005年俄国学者又公布了一些解密档案，才把这一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在10月26日莫洛托夫为斯大林起草的一封以副外长葛罗米柯名义给毛泽东10月21日电报的回电中，讲明了背景情况：“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实施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拟组织的朝鲜人民军对南方的进攻还不能付诸实施，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充分地准备好。”“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开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大概是出于谨慎的考虑，11月5日给毛泽东发电报时，斯大林没有采用莫洛托夫的草稿，而是使用了前引那件用语简单的电报稿。尽管如此，莫洛托夫的电报稿还是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朝鲜统一问题的一致立场。当然，这里还有一处小小的历史链条的“断裂”，即10月2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无论中国还是俄国，都还没有予以公布。就是说，如何解释毛泽东给斯大林发出电报的原因和背景，历史研究者只能等待档案的进一步解密和发掘。

所以，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地等待和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史学家卡尔的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谨防落入档案文献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经常会遇到有关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质询，这的确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档案作者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对历史过程的观察来“制作档案”的，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档案作者也会在起草历史文件时留下言不由衷的记录，即如卡尔所说，有些历史文件很可能是其拟定者“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这里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至联合国连续通过了几个美国提案：1950年6月25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安理会通过的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边界自己的一方，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月7日，还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那么，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以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显然是不利于北朝鲜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议呢？在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中，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研究者对此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政策失误，也有人认为这是莫斯科有意为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取得成功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一做法恰恰证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发动没有关系；有人认为苏联这样做与中苏同盟条约有关，即坚持在联合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之前与其保持一致；也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对北京的不信任，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不过，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证据，人们大多是简单地发表一下议论，很少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1987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各国学者据电报的内容推论，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天便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因为是中国官方正式公布的档案文件，一直没有人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但是，1995年底俄国学者公布了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俄国档案馆里保存的这个档案原件显示，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理由来证明中国不能出兵援助朝鲜。这件事曾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一番不小的风波。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还是一真一假？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没有发出的电报，而俄国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实际情况是：10月1日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便决心入朝作战，并起草了这封答复电报。但在10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决定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由于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只得连夜召见苏联大使，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罗申以此作为10月2日电报于10月3日发给斯大林。原来那封电报自然就没有发出，而是作为档案保存起来。直到出现了问题，人们才注意到整理档案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时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都有杨 尚昆的签字和签发日期，而这封电报则没有任何签发的痕迹。

这里丝毫没有抹杀档案公布的作用和功能，更没有责怪档案整理者的意思——他们的辛苦工作是得到研究者广泛认可和赞同的，即使10月2日电报的真相也是在他们的帮助和努力下才得以查明的，而只是想客观地说明：仅仅依靠官方公布档案而不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向研究者开放档案，可能会引出不小的问题。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档案与历史的关系，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说：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可见，历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档案的解密和发掘。因此，历史研究者迫切希望中国档案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会反过来促使和推动研究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如此循环往复，经过档案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逐步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

不久前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1950年8月27日，斯大林要求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口头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转达了如下内容：苏联“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强调美国政策的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在安理会中掌握的多数再做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斯大林进而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因为美国已经陷入朝鲜战争，其威望遭到败坏，且“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而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这一切都是对苏联有利的。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因此，毛泽东必然要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应该说，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电报字面含义的这种理解是不错的，即苏联代表没有出席安理会阻止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决议案，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策划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陷身于朝鲜战争，然后再让中国出兵与之对抗，从而保证苏联在欧洲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斯大林这位“档案作者”想要人们理解的正是这个解释。按照这种看法，从1950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莫斯科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拒绝返回安理会，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然而，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与已知史实也相距甚远。

首先，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是出于应付尚未发生的战争的考虑。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苏的开始阶段，双方在是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被迫让步，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此时，美国决策层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结果是国务院主张抛弃蒋介石而尝试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见占了上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宣言显然刺激了莫斯科。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1月6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同时表示，苏联方面也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主张，并宣称“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1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当1月13日苏联提案遭到否决后，马立克宣布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实行抵制，同时指出：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对苏联不具有约束力。当天晚上再次与毛泽东会谈时，维辛斯基还指出，中国继续向联合国施加压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而目前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退出安理会的这一举动是经过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并非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有意把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斯大林这样做是进一步向毛泽东表示他对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视：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否则，苏联宁愿与中国“同甘共苦”，而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此时，如何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列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

其次，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实现朝鲜统一的计划的前提是预计美国不会或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当斯大林与中国协商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面对此事，甚至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的问题。实际情况是，苏联退出安理会6天以后，即1月19日，斯大林接到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中再次提出只有使用武力手段才能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要求面见斯大林。对此，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1月28日，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从反复修改的几个文本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显然是被迫做出的。1月31日斯大林答复平壤，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待中苏同盟条约签订、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金日成于4月10日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商谈。会谈中，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军事计划。最后，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金日成走后，5月3日，斯大林通报毛泽东，金日成来过莫斯科，具体商谈的问题日后告知。随后，在莫斯科的催促下，金日成于13日秘密抵达北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毛泽东最初感到意外，便紧急与莫斯科联系。斯大林致电报答复，说朝鲜的计划已经得到莫斯科同意，但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国和朝鲜。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的行动。

根据上述史实，笔者曾做出推断，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日成应在美国不干预或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至于要求中国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一则是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和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责任，二则是万一出现美国的干预可以指望中国对朝鲜提供支援。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但其基础确是已经掌握的史实。而根据上述历史过程，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一、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三、斯大林当时就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

其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反应迟缓、平静并面临两难选择。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5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6月26日晚(美国时间27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听后脸色煞白，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6月27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5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6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苏联通知了安理会27日的决议。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同一天，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见美国大使柯克，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奠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7日的决议。苏联政府如此迟缓、平静的反应以及在此后所作的公开声明表明：第一，苏联对这场突发的战争并不感到意外；第二，莫斯科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缺席会使得安理会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具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说的是实话，尽管已经毫无意义)；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莫斯科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后来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由此看来，斯大林的事后解释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文过饰非。总之，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档案文献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因此，当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机密”或“绝密”字样的档案文件时，万万不可匆忙依据这些档案文件的字面含义做出结论，而忽略了追本穷源。

档案文献往往需要以口述史料作为补充

收集史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或广泛寻找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史料可以作为档案文献的补充，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口述史料的两个功能：第一，帮助研究者解读档案文献；第二，在档案文献缺失的情况下，填补某些历史链条的空白。

档案文献自然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仅仅查阅那些白纸黑字会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描述就能起到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的作用。例如有关1956年10月刘少奇到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情况，俄国档案公布的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速记记录尚未公布)就非常简单，只有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如“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形式上有时有匆忙做出决议的情况”，“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同苏共中央团结一致的保证”等。26日会议的记录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关于罗科索夫斯基一点是很关键的”，“哥穆尔卡太过分了”。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回忆录就很重要了，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档案的文字记录。师哲在两次会议上都做刘少奇的翻译，根据他的回忆，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发言长达两个小时，主旨是一方面在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时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错误，一方面表示中共要维护中苏团结，无论出现任何情况都保证与苏共站在一起。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至于26日会议的记录，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刘少奇和赫鲁晓夫的共同看法：哥穆尔卡要把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排挤出波兰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共和苏共都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件趣事更说明问题。笔者曾在新疆伊犁档案馆发现了一个文件：1962年伊犁自治州党委在全州开展“三一”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笔者当时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十几年，新疆的少数民族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档案文献本身没有提供答案。后经过采访当事人才得知，从上世纪40年代起至1958年，伊犁地区的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一直使用的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以至孩子们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如果没有当事人对历史背景讲述，研究者实在难以猜测个中的原因。

口述史料有时候还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下档案记录，如1950年10月5日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据知情者说，当时为了保密，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因此，研究者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这一缺陷，尽量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例如，在朝鲜战争研究中，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的会谈，是考察中苏对出兵朝鲜态度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直到2005年之前，学者尚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文献——中方当时没有做记录，而苏方的记录则一直找不到。好在参加会议的苏方译员费德林和中方译员师哲以及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都有关于这次会议的回忆录，尽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各异，但毕竟给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否则，在描述中国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必然会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最终的判断还应该有档案文献做依据。后来，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联名电报的公布，终于让研究者可以对黑海会议的结果做出正确的结论了。

总之，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成辉。

档案的开放和公布是两个不同概念

在目前的中国，所谓档案开放，是档案馆公开向社会开放，任何公民都可以在那里查阅和复制历史文件；而档案的公布，则是经有关部门批准，把档案馆中的历史文件交给专门人员进行整理和编辑，然后在相关媒体上公布，或以档案集或文献集的形式在社会上出版。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在档案馆中自行查找和复印文件，固然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需要档案利用者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很可能劳而无功。但是，这仍然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会在写作时感到踏实——该看的都看到了，没看到的或者尚未解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如何描述，如何落笔，作者心中就可以把握一个分寸。而使用经过整理和编辑的历史文件，对于研究者来说固然是最方便、最省力的，因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但也存在一个弊病，即档案整理者的筛选未必是全面的、合理的，档案编辑者的解释也未必是客观的、正确的，因为在这里公布的档案受到整理者思想观点、知识背景、政治形势、专业水平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和影响，而历史研究者在文献中看到的只能是档案整理者想让他看到或认为他应该看到的。

笔者在2005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以下简称《刘文稿》)出版座谈上，曾经提出编辑档案文献的某些原则和规范问题。首先是挑选档案应该掌握什么原则。在笔者个人当时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有关这一时期刘少奇与苏联交往的电报、文稿等共有17件(目前已增至26件)，而其中只有2件相同的中国档案被《刘文稿》收入并予以完整公布。其余15件多是刘少奇与苏方的谈话记录或往来函电，按说中方也应该存有文稿，即使会谈发生在莫斯科，而按照当时苏联的规定，是不允许中方记录的，但至少也应有会谈后的情况通报。笔者无法统计《刘文稿》公布的文件在中国保存的相关档案中所占的比例，不过，与个人收集的俄国档案相比，17：2(或26：2)的比例，差距似乎大了一些。其次是对档案进行删节应该掌握什么原则。例如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谈的追记稿，本来有6个问题，《刘文稿》只公布了1个问题。根据第41页的注释所言，那几个问题“均为斯大林的谈话”，这应该就是删节的理由了。但1949年7月18日电也是斯大林的谈话，《刘文稿》初版是作为注释刊登的，而修订再版却列为了正文，这里似乎又不在乎讲话者是谁了。无论如何，刘少奇这次访苏与中苏结盟及新中国的未来发展之间关系极大，如果研究者能够知道斯大林谈话的详细内容，就会进一步搞清当时苏联对中共的选择究竟有什么影响，有多大影响。类似的删节，编选者或许并不经意，但往往会使研究者陷入迷宫。如《毛文稿》第一册公布的1950年10月13日致周恩来电，删节了“真日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一行内容，岂不知这短短的几个字，恰恰就是当时判断10月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是否存在的唯一证据。所以。这种删节真是令人十分遗憾。

（注：凤凰网历史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档案春秋》2008年第2期标题为《热眼看冷战》一文，以飨读者。）

　　中国是筷箸的发源地，朝鲜、韩国、越南等国的用箸习俗皆由中国传入，我国乃世界用箸进餐国家和民族的母国，可是千百年来一日三餐筷不离手，习以为常，如今人们仅把它当成吃饭的工具，并未把这小小的筷子看做是我国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大发明。

　　不“动刀动枪”“和为贵”。

　　事实上，筷子的发明使用，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开发是有一定联系的。尽管是一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筷子，但它能同时具有夹、拨、挑、扒、撮、撕等多种功能；而与看上去“动刀动枪”式的西方餐具相比，成双成对的筷子又多一份“和为贵”的意蕴。在民间，筷子被视为吉祥之物，出现在各民族的婚庆、丧葬等礼仪中。当我们仔细品味筷子的妙用时，更增添对祖先的崇拜之情。

筷子起源之筷箸溯源及发展

　　筷子，古称箸，它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独特餐具，对使用刀叉的欧美人士来说，学会用筷箸确有一定的难度，可一旦能熟练地操纵这两根小玩意，使用起来却是灵巧无比，所以西方有学者赞扬筷箸是吉老的东方文明代表，是华夏民族聪明和智慧的结晶。

　　我们的祖先以箸进餐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或许远远不止三千多年，可当今又有谁能说清中华箸文化起源的准确年代?中国每天有十多亿人口一日三餐筷不离手，正因为餐餐用筷、日日用筷、年年用筷、人人用筷，所以中国人对筷箸习以为常，视若无睹，因此历史上很少发现有关筷箸文化的记载，即使在某些古籍中偶而写有只字片语，也是记录其他事而非指箸本身而言。千百年来，也很少发现有专人对筷箸进行研究和探讨。

　　时至今日，筷箸可以说已成为当前以筷进餐的所有中国人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

一、筷箸起源说

　　纣王是最单使用象牙箸的君王

　　我国是筷箸的发源地，用箸进餐历史悠久。古籍  以《韩非子·喻老》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司马迁在《史记·宗微子世家》亦云「纣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这虽是对纣王生活奢侈而引起朝臣恐惧的陈述，但却从象牙筷所引起的宫廷事件中，为我们追溯箸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文字史料。纣为商代末朝的君主，以此推算，我国公元前1144年前後，也就是说我国在三千一百多年前已出现了精制的象牙箸。

　　也有人怀疑古籍「纣为象箸」的记载，他们认为河南河北等地根本无象，何来牙箸?据考古学家发现，在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有「象」字，还有「茯象」和「来象」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中也有「商人服象」之句。据《本味篇》载：「旌象之约」，就是说象鼻也是一种美食。由此可知殷商时代中原野象成群。正因商代有象群遭到围猎，才有「纣为象箸」的可能。

　　古籍载：「纣始为象箸」，说的是纣王乃最早使用象牙箸的君王，而他并非是中国用箸第一人，箸的诞生应早於殷商若干年。

　　大禹为传说的中国用箸第一人

　　我国东北有一则民间传说，相传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都在野外进餐，有时时间紧迫，等兽肉刚烧开锅就急欲进食，然後开拔赶路。但汤水沸滚无法下手，就折树枝夹肉或粉粢(米饭)食之，这就是筷箸最初的雏形。传说虽非正史，但因熟食烫手，筷箸因运而生，这是合乎人类生活发展规律的。

　　《礼记》郑注云「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这是把谷子以树叶包好，糊泥置火中烤熟。有专家认为这种烤食法也推动了箸之形成。当先民把包好涂泥的谷粒置火灰中烤时，为使其受熟均匀，不断用树枝拨动，我们聪明祖先也就是在拨动原始爆米花的过程中得到启发，天长日久，筷箸的雏形也渐渐地在先民手中出现。

　　这当然是推测，因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进入到夏禹时代还没有文字，当时无法记录箸之发明过程，但饮食专家的这些推测是不无科学道理的。

　　《韩非子·喻老》称筷为「箸」，这再次佐证筷最初是以木竹为材质。因北方多木，而南方多竹，我们祖先便就地取材，故竹木是我国最原始的箸之原料。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箸「从竹者声」，古人云：  「箸为挟提」而挟从木，这又一次旁证先民最早以细树杆或竹为挟食工具。不过用树枝、细竹从陶锅中挟取烫食到箸之形成，这是一个数百年甚至更远的漫长时间。

　　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历史，随著饮食烹调方法改进，其饮食器具也随之不断发展。原始社会，大家以手抓食，到了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进餐大多采用蒸煮法，主食米豆用水煮成粥，副食菜肉加水烧成多汁的羹，食粥用上匕，从羹中捞取菜肉用餐匙极不方便，而以箸挟取菜叶食之却得心应手，所以《礼记·曲礼》说，「羹之有菜用挟，其无菜者不用挟。」郑玄注「挟，犹箸也。」由此可知，新石器时代羹为副主流，食羹用匙极不方便，以手来抓滚烫稀薄的羹，更是不可能的，於是箸便成了最理想的餐具。

　　总而言之，箸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匕匙。当历史推进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的智慧有了一定的发展，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单以匕匙进食已不能适应烹饪的进化，箸也就顺乎潮流而出现。不过四千年前的夏代，箸还处於雏形，後又经过数百年的不断演化，至商汤时代也就渐渐形成比虎口长一些的两根长短相同的小棍棍。继而发展到商代末期，纣为满足於自己君王奢侈的高贵生活需要，而下令猎象锯牙而制成象箸。

　　因箸的诞生史无记载，现在只能根据一些专家的种种推论和旁证来追溯占箸的产生，但我们认为箸的如此出现是历史推衍的必然结果。

二、历代筷箸简述

　　要论述筷箸，最好不要凭空而论，参照实物而论也许不会给人泛泛而谈之感。因为先秦之箸，多为竹木制品，不像青铜器埋入地下数千年依然形器完整，即使銹迹斑斑，或有些残缺，也可修复。而筷箸因身材细小，又是竹木材质，入土多易腐烂，根本无迹可寻。但是近五十年来，由於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从古墓中也发掘了一些古箸。

　　据《文物》1980年8期记载：「安徽贵池里山徽家冲窖藏出土，青铜箸一双。由於岁月的腐蚀两支铜箸长短不齐，但相差无几，平均为20公分，经考证为春秋晚期之物。」

　　最著名的为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1973年出土的三干多件精美文物中，有一双竹箸，长17公分，直径0．3公分。笔者1989年曾去长沙拜访湖南博物馆高馆长，当他知道我是一名热心的筷箸收藏研究者，即在我的请求下，提供了一张发掘一号汉墓现场的黑白照片(那时尚无彩照)。照片中为一漆案，案上放有漆盘、耳杯、酒卮等，而竹箸即斜放在耳杯上。这双二干一百多年前的西汉圆箸实物，现藏於湖南博物馆，可谓弥足珍贵。

　　湖北云梦大坟头，也出土了西汉竹箸16支。甘肃酒泉夏河青又出土了东汉铜箸一双，西汉出土筷箸较多，长沙仰天湖，湖北江陵凤凰山等地也有铜箸竹箸出土。而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宴饮图》中也出现了箸，三位席地而坐的饮宴者，左边一位手中托碗，碗中插有箸，而在另二位面前的低案上也放有箸两双，由此可知汉代使用箸者已较为普通。汉代箸之形状大多为首粗下足略细的圆形。而春秋时代的箸，多为上下一般粗细的圆柱体。相传西汉有位巨无霸，是位武将，他却以重约数斤的铁箸进食，以显示其臂腕有超人之力。

　　隋代长安李静训墓出土一双银箸，迄今为止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银箸

　　古名医陈藏器说：「铜器上汗有毒，令人发恶疮内疽」。事实证明，铜氧化就会产生铜腥气，铁氧化銹迹斑斑，都难以进餐，故铁箸铜箸渐渐为银箸所替代。

　　在考古中，根据现在的资料，很少发现有三国、晋代和南北朝d的筷箸出土，这并不是说，这三四百年箸在这些朝代中有所减少，因为考古有很大的偶然性，再说这与当年的战乱和陪葬习俗也有很大关系。但从唐代出土大量的银箸来看，筷箸在魏晋南北朝的阶段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魏晋以前出土的多为竹木箸、牙骨箸和铜箸，而隋代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一双银箸。长29公分，两头细、中间粗，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银箸。

　　唐代出土银箸，不但数量多，箸也长。

　　在我国历史上，从隋到唐的三百多年间，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民的生活也比前朝有较大的提高，特别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冶炼水平有了更一步发展，所以金箸银箸也就在餐桌上不断出现。

　　《开元天宝遗事》云：  「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当年黄金餐具器皿为皇宫所垄断，北魏时，曾规定上自王公下至百姓，不许私养厂「金银工巧之人」，私造金器者是犯法的。所以当宋璟听说皇上赐他金箸，这位宰相十分惶恐，愣在恫陛前不知所措。唐玄宗见状说：「非赐汝金，盖赐卿以箸，表卿之直耳。」当宋璟知道是表彰他如同筷箸一样耿直刚正时，这才受宠若惊地接过金箸。但是这位「守法持正」的老臣，并不敢以金箸进餐，仅仅是把金箸供在相府而已。

　　但是以唐代出土的银箸来看，银箸却为达宫贵族及士大夫阶层所宠爱，现将唐代出土银箸列表於下：

唐代出土银箸（部分）简表

出土地点	数量（支）	质地	长度（公分）	器形特征	资料来源
河南洛阳涧河	2	银	15		《文物与参改资料》 1956~5期
河南偃师杏圆村	2	银	15.8	首有孔相接圆柱形，上粗下细	《考古》 1984~10期
江苏丹阳丁卯桥	6	银	22.2432	有六支刻有《力士》字样	《文物》 1982~1l期
陕西耀县背阴村	2	银	30		《文物》 1966~1期
陕西蓝田杨家沟	3	银	33		《考古与文物》 1980~1l期
浙江长兴下莘桥	30	银	33.1		《文物》 1980年U期

　　综观以上唐代出土银箸，不但数量多，箸也长，最长者竟有33.1公分，可春秋两汉间出土的各种筷箸中，多在17一18公分之间，最长5l公分，乃木质，银为贵重金属，其价格仅次於金，当年铸造如此长的大量银箸，亦反应出唐代的繁荣昌盛，国富民强。

　　唐代当年常举行盛大饮宴，让我们来欣赏敦煌473窟的壁画《宴饮图》。凉亭中长桌两边男左女右坐著四男五女，仅从女方一面来看，人人面前皆放有箸和匙。还有一幅西安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野宴图》，赴宴者人更多，坐立者十九人还有侍女两名，餐桌上放满了耳杯盘盏之类，同样也可明显的看到一双双横放的筷箸。

　　李白诗云：「金樽清酒斗十干，玉盘珍饯直万钱。」唐朝盛世饮宴之风风靡长安，美味佳肴丰富了，箸匙等餐具也向金银豪华方面发展，所以《墨子》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宋代起，筷箸已朝向工艺品方向发展

　　宋辽夏元也有不少筷箸出土，质地多为银制和铜铸。若与唐代相比，相对较短，约在25公分左右，最短者仅15公分。根据现在材料看，没超过20公分以上者。

　　江西鄱阳东湖出土的两双北宋银箸，长23公分，箸上部有了新突破，改圆柱形为六棱形，其下端还是细圆柱形。

南宋银箸（江西安乐出土，图片来源：科学出版社《中国箸文化大观》）

　　在四川阆中丝绸厂出土的南末铜箸数量之多大大出乎意外，竟有244支，也就是122双，这批铜箸粗粗细细不一，直径0.3—0.6公分，箸长25公分，器形首粗足细，中部有弦纹。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的金代铜箸1双，长26.8公分，上部为六棱形，箸身有竹节纹饰。到了元代，箸形又有新的变化，安徽合肥孔庙出土的110根银箸，首部呈八角形，长度为26.5公分。

　　我们从宋、辽、金、元朝代出土的铜箸、银箸来看，其最大特征是器形多变，不像唐代以前的箸，多为素面圆柱体，甚为单调。

　　鄱阳东湖出土2双北宋银箸，对传统的圆柱形作了革新，改圆形为六棱形，而四川闽中出土的南末铜箸，箸上也出现了纹饰，可以说从末代起，筷箸不仅仅只注意它的实用性，进而开始向工艺品方向发展。

　　造箸的工匠们懂得，墨守成规难以有出路，他们需要显示自己的才华。在江苏无锡幸福水库出土的元代4支银箸上，工匠竟然大胆地镶上了自己的姓名。

方首圆足为明代箸的流行样式

　　数千年来，华夏箸文化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到了明代，箸的发展特别明显的一点，首方足圆。所谓“首方”，即是上部为方形；“足圆”，即箸的下半部为圆形。明代以前无论是银、铜、竹、木、牙箸等，大多为圆柱体，也有六棱形，但四方形极少，可是明代箸却以首方足圆为特徵。由前代的首粗足圆柱形箸改为首方足圆体，看起来变化并不大，但这一小小的改革有三大好处：

　　l、首先圆柱体筷箸容易滚动，而民间称之为四楞箸的首方足圆箸，不会滚动，设宴待客放在桌上很稳重。

　　2、四楞箸比圆形箸更稳当的橾纵，如吃拔丝类菜，方头筷握在手中用力拨菜也不易打滑，吃面条更得心应手。

　　3、四楞方箸为能工巧匠在箸上题诗刻字雕花提供了艺术发展良好条件。圆柱体筷箸难以表现绘画刻字，方箸不但可以两筷相应拼组成画幅，也可十双筷箸排列组成更大的画面。

　　所以说箸首由圆体发展为方体，为生产更精美的工艺筷奠定了广宽的基础。方箸既可以单面刻，也可双面刻，还可以四面刻，圆箸为此相形见绌。

明代象牙箸（山西太原出土，图片来源：科学出版社《中国箸文化大观》）

　　据1980年为7期《文物》载，四川珙县洛表公社的悬棺内，清理出一支明代红漆竹箸，箸长28公分，首方足圆，四楞上部刻有「江山口高曰月口长五子口阿旦休」草书体十四字，其中三字腐蚀难以辨认，由此可以说明，有了方箸也有了箸上诗词。

　　另在河南宁陵花冈明代的一艘木船中发现一支木箸，长达3l公分：无独有偶，也是方首圆足，还有北京定陵为明代神宗朱翊钧的陵墓，在1956年发掘的地宫中，除了出土有宝石金钗、金壶、金爵、金冠、金匙、箸瓶架等，瓶架上还插有乌木镶金箸。笔者曾慕名参观定陵，欣赏了陈列的明神宗陪葬品两双乌木镶金箸，此御箸也是首方足圆，不过四楞箸顶端镶有方金帽。经专家研究，方首圆足款式为明代箸的流行样式。

清代筷箸，多为竹木筷镶银，工艺精巧美观

　　清代的筷箸，其特点为制作工艺精巧美观。而竹木筷镶银者特别多。如上海民间民俗藏筷馆所收藏清代筷箸，就有象牙镶银箸，湘妃竹镶银箸、乌木镶银箸、红木镶银箸等。这些镶银筷，不但顶镶银帽，下镶6—7公分银套，还在帽顶镶有7—8公分银链，使两筷相系不离。这不仅仅是为了装饰性，给人以美感：还有它的实用性，两筷配对，易於保管，不会因遗失其一而失去作用。

　　清代筷箸既有上下双镶箸，也有三镶箸。《红楼梦》四十回中写道：「凤姐手裏拿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乌木三镶银箸，按席摆下。」所谓《三镶》就是顶镶银帽，足镶银套，中部镶银环。不过到了清代末期，「中环」不再时兴，式样以环镶银链为多。

筷子於唐、宋、元、明、清统称「箸」。

　　　　筷子有多种名称，先秦时期称「挟」，也作「荚」。郑玄注释：「挟，犹箸也，今人谓箸为挟提。」汉代著名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时，称商纣时期的筷子为「箸」，古写为「木箸」。两汉又出现了「筋」字。隋唐时李白《行路难》诗曰：「停杯投筋不能食」；杜甫《丽人行》诗云：「犀箸厌饮久来下，鍪刀镂切空纷纶。」从两位大诗人的诗句中，我们知道，唐代「筋」与「箸」通用。不过自唐代起，宋、元、明、清皆统一称「箸」。

　　但箸的名称，并非保持到底，明代发生了变化。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吴俗舟人讳说，「住」与「箸」谐音，故改「箸为快儿」。因为吴中船民和渔民特别忌讳「箸」，他们最怕船「住」，船停住了，行船者也就没生意，他们更怕船「蛀」，木船「蛀」了漏水如何捕鱼。在这种迷信谐音的思想指导下，故见了「箸」反其道叫「快子」，以图吉利。明人李豫亨在《推蓬寤语》中说得更明白：「世有讳恶字而呼为美字者，如立箸讳滞，呼为快子。今因流传已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快子者，忘其始也。」；虽然明代已有人称「箸」为「快」，但清康熙并不承认民间将快加了竹字头的「筷」字。这可以从《康熙字典》中仅收录「箸」而不收「筷」得到证明。但皇帝也难以抵挡民间怕犯忌，喜口彩的潮流。在《红楼梦》四十回，在贾母宴请刘姥姥一段中曹雪芹三处称「箸」，两次呼「筋」，而四次直接写明「筷子」。

　　当今社会，筷子的称呼己习以为常，但专家学者在书法、诗词作品和文章中依然称筷子为箸或筋，并没有如《推蓬寤语》所言「忘其始也」。

三、炎黄子孙何时用箸吃饭

　　现今人类进食的工具主要分三种：(1)欧美和北美一用刀、叉、匙，一餐饭三器并用。(2)中国、日本、越南、韩国和朝鲜等一用筷。(3)非洲、中东、印尼和印度等一以手抓食。

　　美国加州福尼亚大学名誉教授怀特调查後说：『用刀叉，手指和筷子吃饭的三类人，以强硬态度维据自己的餐具。』特别是手抓食者，常被人看作不文明，可他们却自我感觉良好。例如美国洛杉矶有一家菲律宾餐馆，大做广告以抓食为荣，公开警告那些不愿以手抓饭顾客，谢绝他们光临。

　　中国是筷箸的发源地，以筷进餐少说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以筷为食的母国，原来以手抓食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由於大批华侨以筷进餐，天长日久，当地居民受其影响，也学会以筷吃饭，故而华侨多以用筷进餐为荣。

　　说来令人不信，中国在发明了筷箸後，也曾有较长时间用手抓食。堂堂炎黄子孙，既然发明了灵活无比，拨、挑、挟、拌无所不能的筷子，为何放著不用，非要用两双半的肉筷呢?历史是微妙的，也是复杂的，对於筷箸的乡功能，我们的祖先无法一次清醒地完全认识，这才产生了曲折的过程。

　　要探讨中国人何时以箸吃饭的问题，也如筷箸何人发明一样，史无记载，但从史书只字片语中可找到一些线索，《礼记·曲礼上》 『 饭黍毋从箸』，这话说得很明白，就是吃黄米饭不要用筷子，《礼记》还有『共饭不泽手，的记载。所谓『共饭』，就是把饭盛在大器中，供席上抓食。所谓『泽手』，唐孔颖达疏：『古之礼饭不用箸，但用手，既於人共饭，手宜洁净，不得临时委莎手乃食，恐为人秽也。』《广韵》委莎：『雨手相切摩也』。这种动作既不雅观，且极为失礼，故而应当避免。由此可知先秦人们吃饭是不用箸而用手的。

　　《礼记·曲礼上》又载：『羹之有菜者用荚，无菜者不用荚。』荚也就是筷子。先秦时，菜除了生吃外，多用沸水煮食。按照当年礼制，箸只能用於挟取菜羹，饭是不能动箸的，否则被视为失礼。《史记》也有此说：『犀玉之器，象箸而羹。』所以当年箸的作用较单纯，仅是用来挟取菜羹而已，至於吃饭依然保持原始的习俗，抓而食之。不过古人也傻得可爱，祖上传下来的规炬，谁也不敢更改，怕违反食俗礼制。尽管抓食不卫生，又麻烦，但他们还是墨守成规，每餐以箸挟菜，以手捏饭，数百年不知改变。

　　行文至此，记得大陆电视连续剧《封神榜》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西伯侯姬昌逃归西歧时，在路边一小饭铺就餐，手捧著一大碗白米饭用筷子不断送入口中：有民俗学者指出，编导太缺乏历史常识，殷纣时期堂堂西伯侯怎会违反以手抓食的礼制，而以箸吃饭呢?

　　那么从何时起，我国才出现以箸取菜同时又吃饭?这一问题现在也没有找到明确的文献资料，只能从旁证中找答案，要以箸吃饭必须有较轻小的碗，可商周时的食器都比较笨重，难以用一只手来捧持，另一只手用来握箸。即使是较小的『豆』，也是以盛肉为主，具有盖和高足，无法端在手中。到了西汉初年，才出现圆足的平底小圆碗。从洛阳、丹阳和屯溪出上的西汉墓葬碗、盘来看，不少是釉陶，份量较轻而色泽皎洁。这种碗显然可配合筷箸吃饭使用，再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成套漆制耳杯和竹箸来看，可以肯定那时进餐全以筷箸来一统天下了。

　　有民俗学者从考古角度来分析，战国晚期的墓葬中已很少发现盘、匝礼器。先秦之人因以手抓饭，所以饭前必以盘、匣洗手。随著时代的进化，先民懂得以箸代替手抓饭後，洗手不再是吃饭必要的礼仪，故用盘匝陪葬也逐减少。盥洗盘匣陪葬的消失，也可旁证箸在战国晚期或秦始皇统一中国後，已成为华夏民族食菜和饭的主要餐具。

　　我们再以事物发展规律来推论，当人们以左手取饭，右手握箸挟菜，一日三餐皆要如此，会不会有人感到这样进膳既麻烦又不方便?当饭前要洗手抓饭，饭後抓饭黏乎乎的手更要洗时，会不会有人在厌烦之际，忽然发觉荚箸不但有挟菜的作用，同时也有扒饭入口的功能呢?任何事物决不可能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礼制也是会有勇敢者突破的。当人们发现以手抓食的种种弊端，而又发现箸的优点和多功能，於是将墨守成规的进餐旧俗加以改革，这完全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规律。从手抓饭到改以箸挟菜吃饭，必遇到礼制保守派的阻挠甚至攻击：另外，改箸来代替抓饭，还有习惯问题，所以这一改革，进度是十分缓慢的，决非一朝一夕能奏效。但筷箸的优越性和多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当我们祖先渐渐发现箸不但能夹，还能拨、挑、扒、撮、剥、戳、撕等，也就人人欣喜地以箸在餐桌上扮演了除淘汤外的一统天下的角色。随著历史的发展，烹调技艺的不断丰富，因为筷箸这一主要角色的存在，凉拌菜、面条、山西拨鱼、涮羊肉、拔丝苹果等适於筷箸的佳肴也应运而生。以手抓饭改为用箸而食，可以说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最早的筷箸革命。

四、筷子起源出民间传说

　　凡是使用过筷子者，不论华人或是老外，无不钦佩筷子的发明者。可是它是何人发明?何时创造呢?现在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堂堂中华古国，却找不到记载这一对人类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点滴资料，不知是我们的先民当时缺少文字，或是记录筷子的书籍佚失殆尽?总之回答这个悬案的只有「史无记载」四个字。当然，研究筷箸文化，也不是找不到任何旁证材料，笔者曾先後搜集到三个有关筷子起源的传说。

　　民间传说，是劳动人民创作的与一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虽然传说也是故事，但和故事又不同：故事可以随心所欲的编造，但传说却往往是历史的，与实际的事物相关联的产物，所以它包含了某种历史的实在因素，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点。故而有关筷箸起源的传说，多少可为筷箸的溯源找到某些参考作用。

　　「神鸟救姜子牙」，流传於四川等地的筷子传说

　　姜子牙只会直钩钓鱼，其他事一件也不会，所以十分穷困。而他的老婆实在无法跟著过苦日子，就想书死他另嫁他人。

　　这天姜子牙钓鱼又两手空空回到家中，老婆说：「你饿了罢，我给你烧好了肉，你吃吧!」姜子牙确实饿了，就伸手去抓肉，窗外突然飞来一只鸟，啄了他一口，他痛得，啊呀-一声，肉没吃成，忙去赶鸟。当他第二次去拿肉时，鸟又啄他的手背。姜子牙犯疑了，鸟为什么两次啄我，难道这肉我吃不得?为了试鸟，他又第三次去抓肉，这时鸟又来啄他。他知道这是一只神鸟，於是装著赶鸟，一直追出门去，直追到一个无人的山坡上，见神鸟栖在一枝丝竹上，并呢喃鸣唱：「姜子牙呀姜子牙，吃肉不可用手抓，挟肉就在我足下……。」姜子牙听了神鸟的指点，忙摘了两根细丝竹回到家中。这时老婆又催他吃肉，於是姜子牙将两根细丝竹伸进碗中，刚想挟肉，只见丝竹叽叽地冒起一股股青烟。姜子牙假装不知放毒之事，对老婆说：「肉怎么会冒烟?难道有毒?」没毒，你知道丝竹是不能碰肉的。「真没毒，那你吃一块。」，说著姜子牙挟起肉就往老婆嘴里送，老婆脸都吓白了，忙逃出门去。

　　姜子牙明白这丝竹是神鸟送的神竹，任何毒物都能验出来，从此每餐都用两根丝竹进餐。此事传出後，他老婆不但不敢再下毒，而且四邻也纷纷学著用竹枝吃饭，後来效仿的人越来越多，用筷吃饭的习俗也就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这个传说显然是崇拜姜子牙的产物，与史料记载也不符，因殷纣乇时代已出现了象牙箸，姜子牙和殷纣王是同年代的人，既然纣王已经在用象牙筷，那姜子牙的丝细竹筷，也就谈不上什么发明创造了。

　　商纣王笼妃妲己用玉发簪挟菜喂纣王是流传于江苏一带的筷子传说

　　商纣王喜怒无常，吃饭时不是说鱼肉不鲜，就是说鸡汤太烫，有时又说菜肴冰凉不能入口，为吃饭这件事很多厨师成了他的刀下之鬼。宠妃妲己也知道他难以侍奉，所以每次摆的酒宴，她都事先尝一尝，免得纣王又要发怒。有次，姐己尝到有碗佳肴太烫，可是撤换已来不及了，因纣王已来到餐席前。妲己为讨得纣王的欢心，急中生智，忙取下头上长长玉簪将菜挟起来吹了吹再送到纣王口中。纣王是荒淫无耻之徒，他认为由妲己挟菜喂饭是件享乐之事，於是天天要妲己如此。後来妲己即让工匠为她特制了两根玉箸挟菜，这就是最初玉筷雏型，以後这种挟菜方式传到了民间，於是中国产生了筷箸。

　　这则筷子传说不像第一个传说充满著神话色彩，而比较贴近生活，具有某些现实意义，但即使富於传奇性，也依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考古学家在安阳侯家庄1005号殷墓发掘出的铜箸，经考证其年代早於殷纣末期的纣王时代，所以显然筷子既不是纣王发明，也非姐己创造，应是更早的产物。

　　「大禹用树枝、细竹捞食锅中滚烫的食物」是流传於东北地区的筷子传说

　　尧舜时代，洪水泛滥成灾，舜命禹去治理水患。大禹受命後，发誓要为民清除洪水之困，所以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日日夜夜和凶水恶浪搏斗，别说休息，就是吃饭、睡觉也舍不得耽误一分一秒。

　　有次大禹乘船到一个岛中，饥饿难忍，就架起陶锅煮肉，肉沸熟後因为烫手无法用手抓食，大禹不愿等肉锅冷却而白白浪费时间，就砍下两根树枝把肉从汤中挟出，吃了起来。从此为节约时间，大禹总是以树枝、细竹从沸滚的锅中捞食，腾出时间处理急事。久而久之，大禹练就了熟练使细棍挟取食物的本领，手下的人见他这样吃菜，既不烫手，又不会使手上沾染油腻，也纷纷效仿，就这样渐渐形成了筷箸的雏形。

　　虽然传说主要是通过某种历史素材来表现人民群众对历史事件的理解、看法和感情，而不是严格再现历史事件本身。但听了大禹在治水中偶然产生使用筷箸的最初过程，使当今的人们相信是真实的情形，它比姜子牙和妲己制筷传说，显得更纯朴和具有真实性，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促成筷子诞生，最主要的契机应是熟食烫手，上古时代，因无金属器具，再因兽骨太短、极脆，加工不易，於是先民就随手采摘细竹和树枝来捞取熟食，当年处於荒野的环境中，人类生活在茂密的森林草丛洞穴里，最方便的材料莫过於树木，竹杆。正因如此，小棍细竹经过先民烤物时的拨弄，急取烫食时的捞挟，蒸煮谷黍时搅拌等，筷子的雏形逐渐出现，这是人类特殊环境下的必然发展规律，从现在筷子的形体来研究，它还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徵，即使经过三干余年的发展，其原始性依然无法改变。

　　当然，任何传说总是经过历代人民的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甚至幻想艺术加工而成的，

　　大禹创筷传说也不例外，它是将数千年百姓逐渐摸索制筷的过程，集中到大禹这一典型人物身上。其实，筷箸的诞生应是先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并非某一人的功劳。不过筷箸可能起源於大禹时代，时经过数百年甚至干年的摸索和普及，到商代成了和匙共同使用的餐具。

【简介】
   黄道婆 又称黄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1245年，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徐汇区东湾村）人。黄道婆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在生活的重压下，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白天她下地干活，晚上她纺织布到深夜，还要遭受公婆、丈夫的非人虐待。沉重的苦难摧残着她，也磨炼了她，有一次，黄道婆被公婆、丈夫一顿毒打后，又被关在柴房不准吃饭，也不准睡觉。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决心逃出去另寻生路。半夜，她在房顶上掏洞逃了出来，躲在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后来就随船到了海南岛的崖州，即现在的海南崖县。在封建社会，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妇女只身流落异乡，人生地疏，无依无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淳朴热情的黎族同胞十分同情黄道婆的不幸遭遇，接受了她，让她有了安身之所，并且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还把他们的纺织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当时黎族人民生产的黎单、黎饰、鞍塔闻名内外，棉纺织技术比较先进，黄道婆聪明勤奋，虚心向黎族同胞学习纺织技术，并且融合黎汉两族人民的纺织技术的长处，逐浙成为一个出色的纺织能手，在当地大受欢迎，和黄母祠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黎族地区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但是，黄道婆始终怀念自己的故乡。在元朝元贞年间，约1295年，她从崖州返回故乡,回到了乌泥泾。黄道婆重返故乡时，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来后，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她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织造技术传授给故乡人民。一边教黄母祠家乡妇女学会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一边又着手改革出一套赶、弹、纺、织的工具：去籽搅车，弹棉椎弓，三锭脚踏纺纱车……。虽然她回乡几年后就离开了人世，但她的辛勤劳动对推动当地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在纺纱工艺上黄道婆更创造了新式纺车。当时淞江一带用报答都是旧式单锭手摇纺车，功效很低，要三四个人纺纱才能供上一架织布机的需要。黄道婆就跟木工师博一起，经过反复试验，把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使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因此这种新式纺车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在淞江一带很快地推广开来。黄道婆除了在改革棉纺工具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以外，她还把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等织造技术、热心向人们传授。因此，当时乌泥泾出产的被、褥、带、帨等棉织物，上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各种美丽的图案，鲜艳如画。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附近上海、太仓等地竞相仿效。这些纺织品远销各地，很受欢迎，很快淞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历几百年久而不衰。16世纪初，当地农民织出的布，一天就有上万匹。18世纪乃至19世纪，淞江布更远销欧美，获得了很高声誉。当时称淞江布匹“衣被天下”，这伟大的成就其中当然凝聚了黄道婆的大量心血。
【评价】
　　封建正史对科学技术有着一种无知的轻蔑，再加上对下层劳动人民的顽固偏见，所以对黄道婆这样一位伟大的纺织革新家及其杰出贡献，正史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这是我国历史学的普遍性的遗憾。但人民是公正的,“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这是上海一带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一首歌谣。这首歌谣歌颂的就是表达了人们对黄道婆为我国棉纺织技术作出卓越贡献的感激。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巨大贡献，赢得了当地劳动人民深情的热爱和永久的纪念。黄道婆死后，大家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并且在乌泥泾镇替她修建祠堂，叫先棉祠。以后其他许多地方也先后为她修建祠堂，(上海县港口镇建有黄母祠)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对这位棉纺织业的先驱者的感激和怀念。解放后，上海人民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劳动妇女，在1957年4月，重新修整了黄道婆的墓，并且树立了新的墓碑，在碑上铭刻着她的光辉业绩。黄道婆是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勤奋、聪明、慈爱、无私的杰出典型，她的名字和功绩将永远留在广大人民的记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