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赵构：举头无我一般人
作者:admin 日期:2010-08-26
宋高宗赵构：举头无我一般人
本文摘自《中国通史》 作者：白寿彝 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宋高宗（1107—1187），名赵构，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即位前，为定武军节度使、检校太尉，受封蜀国公、广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进封康王。靖康元年（1126），赵构曾作为军前计议使出使金营议和。是年冬，当金兵第二次南侵时，他又作为使臣，赴宗望营中求和。行至途中，因军民劝阻，留于河北。钦宗命他为河北天下兵马大元帅，募兵勤王。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城，北宋灭亡。五月，赵构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时年21岁。改年号为建炎，是为宋高宗。
放弃中原，偏安一隅南宋政权建立后，因南北军民抗金热潮高涨，赵构不得不标榜“中兴”，起用主战派李纲为相，宗泽为东京留守，但同时又任命主和派黄潜善为中书侍郎，参预政务，汪伯彦为同知枢密院事，执掌兵权。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纲入朝上“十议”，提出备战抗金，恢复中原的主张。宗泽在开封修筑工事，募集军队，联络河北义兵，请高宗回驾开封，做收复失地的准备。然而，高宗却听从黄、汪的意见，手诏：“京师未可往，当巡幸东南。”①一开始就暴露了他放弃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以后他撤销李纲等职位，废除各种抗金措施，而把军政大权交给黄潜善、汪伯彦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扬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无忌惮，连年挥兵南下侵扰中原，追逐东南。从此，高宗开始了十几年辗转流徙，东躲西藏的动荡岁月。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五记载，这一时期逃避的线路是：建炎元年“十月，幸扬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进幸江宁。八月，复幸临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温州。四月，进幸越州。绍兴二年正月，又幸临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还临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进幸建康。八年三月，复还临安。”
纺织革新家--黄道婆
作者:admin 日期:2010-05-29
【生平】
黄道婆（1245—1330年），元代棉纺织家。又名黄婆，黄母,汉族。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市华泾镇)人。出身贫苦，少年受封建家庭压迫流落崖州(今海南岛)，以道观为家，劳动、生活在黎族姐妹中，并学会运用制棉工具和织崖州被的方法。元代元贞年间(1295—1296)重返故乡，在松江府以东的乌泥泾镇，教人制棉，传授和推广“捍(搅车，即轧棉机)、弹(弹棉弓)、纺(纺车)、织(织机)之具和“错纱配色，综线挈花”等织造技术。她所织的被褥巾带，其上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粲然若写”。由于乌泥泾和松江一带人民迅速掌握了先进的织造技术，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广传于大江南北”。当时的太仓、上海等县都加以仿效。棉纺织品五光十色，呈现了空前盛况。黄道婆去世以后，松江府曾成为全国最大的棉纺织中心。松江布有“衣被天下”的美称。1330年卒。松江人民感念她的恩德，在顺帝至元二年(1336)，为她立祠，岁时享祀。后因战乱，祠被毁。至正二十二年(1362)乡人张守中重建并请王逢作诗纪念。明熹宗天启六年(1626)张之象塑其像于宁国寺。清嘉庆年间，上海城内渡鹤楼西北小巷，立有小庙。黄道婆墓在上海县华泾镇北面的东湾村，于1957年重新修建并立有石碑。上海的南市区曾有先棉祠，建黄道婆禅院。上海豫院内，有清咸丰时作为布业公所的跋织亭，供奉黄道婆为始祖。在黄道婆的故乡乌泥泾，至今还传颂着：“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二匹布”的歌谣。
【简介】
黄道婆 又称黄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1245年，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徐汇区东湾村）人。黄道婆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在生活的重压下，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白天她下地干活，晚上她纺织布到深夜，还要遭受公婆、丈夫的非人虐待。沉重的苦难摧残着她，也磨炼了她，有一次，黄道婆被公婆、丈夫一顿毒打后，又被关在柴房不准吃饭，也不准睡觉。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决心逃出去另寻生路。半夜，她在房顶上掏洞逃了出来，躲在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后来就随船到了海南岛的崖州，即现在的海南崖县。在封建社会，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妇女只身流落异乡，人生地疏，无依无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淳朴热情的黎族同胞十分同情黄道婆的不幸遭遇，接受了她，让她有了安身之所，并且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还把他们的纺织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当时黎族人民生产的黎单、黎饰、鞍塔闻名内外，棉纺织技术比较先进，黄道婆聪明勤奋，虚心向黎族同胞学习纺织技术，并且融合黎汉两族人民的纺织技术的长处，逐浙成为一个出色的纺织能手，在当地大受欢迎，和黄母祠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黎族地区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但是，黄道婆始终怀念自己的故乡。在元朝元贞年间，约1295年，她从崖州返回故乡,回到了乌泥泾。黄道婆重返故乡时，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来后，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她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织造技术传授给故乡人民。一边教黄母祠家乡妇女学会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一边又着手改革出一套赶、弹、纺、织的工具：去籽搅车，弹棉椎弓，三锭脚踏纺纱车……。虽然她回乡几年后就离开了人世，但她的辛勤劳动对推动当地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在纺纱工艺上黄道婆更创造了新式纺车。当时淞江一带用报答都是旧式单锭手摇纺车，功效很低，要三四个人纺纱才能供上一架织布机的需要。黄道婆就跟木工师博一起，经过反复试验，把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使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因此这种新式纺车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在淞江一带很快地推广开来。黄道婆除了在改革棉纺工具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以外，她还把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等织造技术、热心向人们传授。因此，当时乌泥泾出产的被、褥、带、帨等棉织物，上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各种美丽的图案，鲜艳如画。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附近上海、太仓等地竞相仿效。这些纺织品远销各地，很受欢迎，很快淞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历几百年久而不衰。16世纪初，当地农民织出的布，一天就有上万匹。18世纪乃至19世纪，淞江布更远销欧美，获得了很高声誉。当时称淞江布匹“衣被天下”，这伟大的成就其中当然凝聚了黄道婆的大量心血。
【评价】
封建正史对科学技术有着一种无知的轻蔑，再加上对下层劳动人民的顽固偏见，所以对黄道婆这样一位伟大的纺织革新家及其杰出贡献，正史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这是我国历史学的普遍性的遗憾。但人民是公正的,“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这是上海一带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一首歌谣。这首歌谣歌颂的就是表达了人们对黄道婆为我国棉纺织技术作出卓越贡献的感激。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巨大贡献，赢得了当地劳动人民深情的热爱和永久的纪念。黄道婆死后，大家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并且在乌泥泾镇替她修建祠堂，叫先棉祠。以后其他许多地方也先后为她修建祠堂，(上海县港口镇建有黄母祠)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对这位棉纺织业的先驱者的感激和怀念。解放后，上海人民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劳动妇女，在1957年4月，重新修整了黄道婆的墓，并且树立了新的墓碑，在碑上铭刻着她的光辉业绩。黄道婆是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勤奋、聪明、慈爱、无私的杰出典型，她的名字和功绩将永远留在广大人民的记忆中。
半文盲总理陈永贵轶事
作者:admin 日期:2010-04-16
会写的汉字超不过500个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副总理职务。一共当了5年零8个月副总理。
说陈永贵是半文盲，是指他识字很少。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汇报大寨情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陈永贵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他勉强能看报，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意思。能写一两句话的条子，两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书记下来，或由秘书按他的意思写。他会写的汉字，超不过四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超不过1000个。
他不识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是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有某些政治家的素质。
陈副总理办公是世界一绝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还要经常做报告。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弄不懂，但划圈却划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他说，他看华国锋、李先念划圈，他也就划圈。他信得过他们。
陈永贵口才很好，讲话有点辩证法，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就让秘书先按他的意思写出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4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100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秘书，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
"科技蛋"、"科技鱼" 选自：《我的老爷爷——聂荣臻》
作者:admin 日期:2010-01-28
1.知道“莫塞莱”的故事吗？
2.老爷爷为何以个人的名义搞募捐？
在奶奶的记忆深处，1958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几场北风、两场大雪，让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冰窖。那个年代，即使是在北京，有暖气的房子也是很少的，加上人们肚子里缺乏高热量的食物，这个冬天是寒冷的，不好过的。
老爷爷家的房子里是有暖气的，但老爷爷住在里面还是感到不踏实。因为，他牵挂着那些刚从各地来报到的科学家，那些科学精英们住在北京西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那个时候正是初创阶段，大伙儿住在借来的旧房子里，有的人就住在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里，条件是极为艰苦的。
一天上午，老爷爷去了五院。一到那里，他先钻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的小屋或帐篷里，看看室内的火炉、摸摸床上的被褥后，才去了会议室。
主持会议的领导说：“请聂帅给我们做指示。”
老爷爷却感慨地说：“我没有指示，只有一个心得。我是带兵打仗出身的，今天毛主席、党中央让我抓国防科研。我常常想，怎么抓啊? 这个干部怎么当啊？后来我想明白了，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当干部，特别是当行政干部，干的工作就是勤务员工作。我聂荣臻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者的勤务员，为你们创造科研工作的条件，创造学习和生活条件。这就是党分配给我聂荣臻的工作，是否做得好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要认真去做，把这当作我终身的光荣任务。”
老爷爷的话令在场的人，尤其是那些科学家们很受感动，他们想不到一个元帅会说出这样的话。
最后，老爷爷语气沉重起来：“今天来，看了大家的住处，我这个勤务员没当好，在座的各位勤务员也没当好，我们的科技人员，其中不少是中央千方百计帮我们从国外请回来的，从各个研究机构调来的。可是这数九寒天，我们让这些宝贵的人才住帐篷。我不满意，我要告诉五院的领导们，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
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话语啊！
“冻坏了一个人，你们得赔我！”时隔三十多年，著名的火箭技术专家屠守锷仍然清楚地记得这句话。他说，有了这句话，大家伙一下子都不觉得冷了。
在网上我也搜到了一些与此事相关的资料：
一天清晨，五院二分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刚刚起床，按照军队的习惯集合跑步。他们来到空地上，却发现在北风中等待他们的是一位佩戴少将军衔的将领。
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
这时，少将说话了：“请大家伸出手来。”
然后，少将像幼儿园的阿姨一样，挨个查看了二百多位科学家和技术干部的双手。这是干什么呢，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少将大声说：“同志们，我是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聂老总听说五院不少同志夜里加班，又没有暖气，担心冻坏了手，一大早打电话让我来查看一下，他在等我回去汇报呢。”
哦，原来是老爷爷安排的呀！
听到这里，几百人的队伍中不少人感动了，有些人眼里湿乎乎的。安东有些惭愧地说：“我刚才看过，确实有同志冻伤了。我们工作没做好，这个问题我马上汇报，会很快解决的。”
取暖的问题很快解决了，可吃饭的问题又来了。
奶奶说，“两弹”攻关紧要关头，三年经济困难降临了。起初谁也没想到那么严重，毕竟解放后城市里的人穿衣吃饭问题早就解决了。可是这一回，饥饿像潮水一样来势凶猛，粮食供应日渐紧张，副食品几乎见不到了。这是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遇到的又一个重大困难。由于粮食不足，竟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了，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
老爷爷赶紧报告周恩来，请他想办法。周恩来亲自到军委会议上部署军队各大单位筹措了一部分粮食，紧急运往西北大戈壁深处的基地，这才使问题得到了缓解。
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李福泽来北京开会，老爷爷找到他问:“你们是不是把工兵团、汽车团、警卫团的大部分人员疏散了？”
李福泽说：“是。”
老爷爷说：“这我没意见，机关也可以只留少数人。技术人员是不是也疏散了?”
李福泽又说：“是。”
老爷爷说： “技术人员疏散到别的工厂保留，这也可以。但我听说有的单位把从事火箭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有这样的事吗? ”
李福泽这时才低下头，小声说：“有。”
老爷爷又问：“你知道莫塞莱这个名字吗？”
李福泽茫然地摇摇头。
老爷爷告诉李福泽，莫塞莱是位年仅二十八岁的英国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仅英国的科学界，连世界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的过早去世感到惋惜和悲痛。从此以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
老爷爷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国家里面，科学家是最宝贵的，应该让他永远站在最适合他的岗位上，给他创造条件而不是放任自流。
老爷爷还对李福泽说：“以后，凡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必须经过批准。”
这次谈话，让李福泽一辈子都没忘记老爷爷给他讲的这个故事。回到基地之后，他想尽一切办法,把已经疏散到各地的知识分子又一个个请了回来。
以后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最困难的时候，科技人员的伙食标准是 “2611”，即每月二十六斤粮，每餐一个馒头，一角钱干菜汤。因为粮食定量不够，更由于副食品严重缺乏，营养跟不上，很多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出现了浮肿、色盲等病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们仍然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工作和研究。
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老爷爷这里，当时老爷爷正在医院住院治疗，听到各方面的汇报后，那天晚上老爷爷穿着病号服在病房里不停地走来走去。
第二天一早，秘书来了，老爷爷说：“昨晚我想了好久，你今天先去找爱萍同志，让国防科委的同志们商量一下，五院、核武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决不能搞坏身体。”
老爷爷特别强调：“鼓足干劲争口气是可喜的，但不能拼命。否则，即使技术攻关成功了，身体也垮了，下一步怎么办?要劳逸结合，要搞个规定，并经常检查落实。”
很快，就有了这个规定：晚上加班不得超过十二点。一天晚上，老爷爷亲自给五院政委打电话检查情况，看看是不是还有人加班！
有一天，有人向老爷爷汇报:在五院和原子能研究所，每到晚上超过十二点后，有的同志就躲到厕所里看书，有的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白天把干粮省下一个，留到晚上吃。
老爷爷听罢，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他对老奶奶说：“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只强调休息，没有足够的营养品，身体也是要垮的，脑子会不好使唤的。连主席、恩来都不吃肉了，到哪儿去搞营养品呀?”
在医院里，老爷爷又想到了周恩来。他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了自己掌握的情况，然后接着说：“总理呀，现在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周恩来忙问：“什么办法?”
“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捐。请他们支援一些猪肉、黄豆、鱼、海带呀之类的东西，多少解决点问题。”
周恩来愣了愣，说：“这个办法好，我支持。”
放下电话，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代表老爷爷，把电话打到了北京、济南、广州、沈阳军区和海军，传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正在进行国防尖端项目攻关的科技人员生活清苦，任务很重，需要各大单位赞助一些副食品。
陈毅到医院去看望老爷爷，听说此事，热情洋溢地说：“要募捐，我举双手拥护。
向各单位募捐时也加上我的名字。”这位性格爽直的老总又说：“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标准。”两位老战友为募捐的事商量了好久。
“募捐”行动布置下去以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来医院看望老爷爷。郑维山是老爷爷在晋察冀的老部下，一见面，老爷爷就说：“郑维山，你的气色不错，是不是经常吃肉？”郑维山忙说：“报告老总，我已经很久没沾荤腥了。”
“真的吗？”
“真的！”
“没吃肉，并不说明你们没有肉。知道我正在募捐的事吗？”
“刚刚听说。”
“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一定要拿出一些来。你可不能小气呀!”
“东西我一定搞一些。还可以打一些黄羊。”郑维山回答得很干脆。
这段故事，让我想起老爷爷在根据地养羊喂鸡的事来，不同时期所做的事情意义是相同的——甘愿为大家服务！
郑维山回去后，立刻打电话给内蒙古的部队，布置他们打黄羊，并且特别说明这些黄羊肉是保障科学家生活的，别人不能动。
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军区慷慨解囊，“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要多得多，有猪肉、黄豆、鱼、海带、鸡 蛋、豆油等副食品，还有各种水果。在当时，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拿到这些物品的清单，老爷爷笑了，病也感觉轻了。
有人对他说：“聂总，还是你的面子大啊!”
老爷爷说：“我的面子是科学家和尖端武器给撑着的呀！”
东西一批批运来了，如何分配呢？
老爷爷把有关人员叫来，说：“这也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作，要把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全部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
他特别严肃地声明：“领导、行政工作人员一律不分。包括你们，一两也不能要!”
也许是不放心，最后又补了一句：“我是要检查的! ”
东西分下去了，奶奶就在五院上班，她亲眼看到了专家和技术人员领东西时的感人场面，很多人是红着眼圈甚至是流着眼泪排队领取的。在食堂里，专家科技人员站成一排打饭，每人领上一盘鱼和几个鸡蛋; 而领导和机关人员排成另一行，每人却是一碗青菜汤……
本来是艰难困苦的岁月，因为有了关怀，人们就不觉得苦了。多少年过去了，他们还时常谈起那段艰苦而令人感动的时期，并且深情地称那时的饭菜为“科技蛋”、“科技鱼”……
这就是我的老爷爷，一个甘当人民好后勤的老爷爷——聂荣臻。
选自：《我的老爷爷——聂荣臻》
本书由聂荣臻曾外孙王佳、一个跟着父母从美国生活归来的“小海归”讲述的聂荣臻人生故事。叙事行为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口吻，形式也是讲故事的形式，是讲述红色经典的少儿读物。
《我的老爷爷：聂荣臻》的最大特色是：作者以十大元帅的后人——第四代孩子的视角，用中小学生同龄人的心理和眼光，去讲述这些与他们有着血缘之亲的历史人物。为方便孩子们阅读和理解，作者独具匠心地在每一章节的故事中，精心设计了与之相关的“问题”、“链接”、“回忆” 和“温馨小贴士”，让小读者在充满历史画卷的故事情景中，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快乐阅读和感知。
爱就爱他个死去活来 张学良与赵四小姐传奇爱情
作者:admin 日期:2009-12-29
家庭成分究竟是什么 毛泽东出身贫农还是富农？
作者:admin 日期:2009-12-08
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王洪文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30
坐“直升飞机”上来的王洪文
时势造就了像王洪文这样的“英雄”。他摇身一变成了“总司令”
1973年8月2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令人惊奇的是，这次大会上，在主席台中央毛泽东座席的一侧坐着周恩来，另一侧竟坐着一个有些面生的年轻人。他正襟危坐，一脸平静地望着台下，似乎踌躇满志的样子。但是人们仍能看得出：小伙子有些紧张。接着，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用浓重的湖南方言宣布大会开始。在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之后，那个不知担任什么职务的年轻人也拿起讲话稿，慢条斯理地念起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人们于是猜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年轻人可能来头不小呢！果然，预料被证实了。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之后，会议发出公报：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
“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
人们迅速搜寻记忆中的高层领导人政治档案。这个王洪文是谁？怎么升得这么快？
1956年，21岁的王洪文从部队转业到上海国棉十七厂。正是在这里，他找到了自己政治发迹史的起点。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王洪文的性格就显露出来了：他具有极强的参
与政治的欲望。从军队复员以后，他想凭自己是复员军人和党员这两项条件，在国棉十七厂混个不错的工作，最起码也得是坐办公室。入厂那天，他穿着一身军官服，拿着介绍信，兴冲冲地找到厂党委办公室。他根本没想到，厂里竟决定分配他到该厂的第二纺织工厂当保全工。他气坏了，对厂党委非常不满，但也毫无办法，只好脱下自己还没穿几天的军官服，穿上一件蓝色工作服，整天与满是油泥的机器打交道。1960年，厂党委决定调王洪文等人去崇明岛。当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工厂由于缺乏原料不能开工，于是厂里决定派一批人到崇明岛去开垦农田，支援农业生产。这次本属正常的工作调动，却再次引起了王洪文的强烈不满，他认为厂党委是整他。他整天吊儿郎当，不事稼穑，却在岛上打鸟、钓鱼、捉蟹，好不容易熬过了两年的时间，又回到上海。1964年，他被调到国棉十七厂保卫科当保卫员。
在这一时期，王洪文对于厂党委、对于现存政治体制已经强烈不满。他对于政治有着过度的野心和欲望。虽然现在他已当上了保卫员，坐进了办公室，但是如果一切就这样按部就班地进行下去，他王洪文只能从科员，慢慢往科长、处长爬，一辈子最多也就混个局长。现有的政治体制已经阻止了他再往上爬的道路。再加上厂党委对他的几次工作安排，更加深了他对厂党委，对现存政治体制的不满。他开始寻找发泄私愤的机会，这时，“文化大革命”爆发了……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王洪文不再是现在的王洪文，他也许会成为一个上海滩的流氓，一个歪戴帽、斜叼烟走在大街上的痞子，但绝不会像他后来表现的那样丧心病狂，张牙舞爪，直至被时代的飓风挟持到他政治生涯的巅峰……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混乱和疯狂迅速波及全国。5月25日，北京大学的造反派聂元梓率先在校园内贴出了《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经毛泽东批准，这份大字报在6月1日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接着，《人民日报》也全文刊登了这份大字报。王洪文敏感地意识到反抗的机会到了，于是在6月12日，他纠集其他六个人，贴出了上海国棉十七厂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剥开党委画皮看真相》，把矛头直接对准党委。大字报分为三个部分：
一、厂党委不抓阶级斗争；
二、执行修正主义路线；
三、把群众意见当耳边风。
在大字报上方，还贴着三条醒目的标语：
“坚决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
“坚决打倒资本主义当权派！”
“坚决挖掉修正主义老根！”
6月18日，王洪文等人又贴出了《再揭厂党委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的大字报。这两张大字报的贴出，在国棉十七厂引起了强烈反响，厂子里的工人都议论纷纷，生产受到影响。而王洪文则在这些事件中“声誉鹊起”，成了厂子里的“风云人物”。大字报惊动了上海市委，于是派来了工作队，整顿秩序。王洪文凭直觉预感到工作队于己不利，于是掉转炮口，从猛轰厂党委转向炮打工作队，贴出《市委工作队滚回去！》的大字报，使工作队的行动步履维艰。
不久，王洪文的目光开始从党委、工作队转到厂外，投向上海市委。11月6日，上海的各个“工人造反派”头头纠集在一起，召开了所谓的“上海工人串联交流经验会”，在会上，成立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由于王洪文是复员军人、党员，所以被推为“工总司”的“司令”。成立伊始，王洪文就迫不及待地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上海市委。他们印制、张贴了许多海报，大造舆论声势。海报上写着：
我们上海工人革命造反队定于1966年11月9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文化广场举行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会上将彻底批判和控诉上海市委压制革命运动，迫害革命群众的罪行，粉碎上海市委推行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我们希望全市各工矿企业的革命造反派和革命群众支持我们，支援我们积极参加大会，并热烈欢迎一切革命群众参加大会。
我们通令上海市委，以及各工矿企业的领导，不得用任何借口阻止、刁难革命造反派来参加这次大会，不准戴高帽子、扣工资，不准挑动群众。违令者就造你们的反！
接着，王洪文又派人到上海市委，向市长曹荻秋(上海市第一书记陈丕显正在病休)提出了“三项严正要求”：
一、上海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二、曹荻秋必须参加9日的大会，接受批判；
三、提供宣传工具。
但是上海市委没有接受这三项条件。他们开会一致同意曹荻秋提出的“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对策。市委还要求“全市各工厂的工人坚守工作岗位，不要参加工总司”的活动。王洪文对上海市委的不肯就范非常恼火，但是他一时之间又毫无办法。11月9日，“工总司”成立大会之后，王洪文决定，率领造反派到北京去告状。他的建议得到了热烈的响应。于是，就爆发了震动全国的“安亭事件”。
11月10日黎明，天上飘着细雨，在大街上，出现了年轻的“造反派”，他们成群结队地往上海火车站涌去。在车站，王洪文他们乘坐的是一列驶往郑州的火车，原定于晚上23点开车。经过王洪文交涉，这次列车改为69次特快，于早上7时就启动了。列车以每小时90公里的速度向前奔驶，王洪文和造反派们的心里不禁窃喜。这时，上海市委紧急决定，通知已
经开出的两辆列车，一列停在南京，一列锁在安亭，未开出的第三趟列车，不再开出。果然，“69次特快”通过南翔之后，速度忽然放慢，慢慢停在嘉定县境内的小站安亭。透过车窗，王洪文看到火车慢慢倒开，退入一条岔道，站长扳好扳道之后，随即锁上。火车停下的地方，除了一堆木材、一堆煤，是一片荒野，什么都没有。
列车还没有开出上海境内！王洪文恼羞成怒，他感到自己上了上海市委的圈套。他跟部下商量之后，决定拦车北上。为了扩大影响，他们决定拦14次特快，因为这趟车速度快，而
且许多首长和外宾也经常乘坐。中午12时零2分，14次特快开过来了。王洪文急忙指使部下行动：有的挥舞着帽子，有的脱掉上衣，使劲甩打。火车上的司机莫名其妙，一个急刹车
列车停了下来。王洪文带头跑上铁轨，挡住火车。一会儿，轨道上站着的、坐着的、躺着的都有。王洪文找到列车长，要求把他们乘坐的火车挂在14次后面。列车长当即拒绝了，因为以前从没有过这种事，他警告面前的年轻人：“你们赶快放行，否则你们要承担一切严重后果！你们要明白，这是14次特快！”
“我们拦的就是你这14次特快！”王洪文咬牙切齿地说。
14次特快进不得，退不得，只好停在那儿。这下，沪宁线的交通受到极大影响。当时的沪宁线上虽然大部分路段都已铺了双轨，但安亭一带恰恰是单线。这样14次列车等于卡住了沪宁线的咽喉。于是，一列列客车、货车无法运行，全国交通也受到很大影响……
消息很快传到千里之遥的北京。“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简称“中央文革”)得知，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年轻人率领着“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数千造反派工人，在北上北京状告上海市委的行进途中，被搁置在安亭附近。“中央文革”的组长陈伯达、副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人开会讨论，决定派张春桥到上海去解决这件事。这是因为他不仅在中央任职，而且还是上海的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此人，阴险毒辣，他作为市委书记处书记，排名在陈丕显、曹荻秋之后，因而早就想打倒以陈、曹为中心的市委，自己取而代之。“安亭事件”就给他提供了绝好的机会。他在乘飞机前往上海的过程中，盘算着怎样才能达到目的。11日夜10时，他到达上海机场，接着直奔安亭。在这里，他看到了那位带头拦车卧轨的年轻人。
“春桥同志，这是王洪文同志。”
他马上热情地伸出手。这个年轻人英俊潇洒，并不多说话，而是一直微笑着。
“这是小潘，‘工总司’的副司令。”
“呵，你好，你好。”
……
寒暄片刻，谈判开始。张春桥希望工人造反派们回上海，这是他此行必须完成的任务。而那个小潘却锋芒毕露，找出种种理由，非要坚持北上。张春桥心里直着急，他并不反对他们造反，只是他希望回到上海，造陈丕显、曹荻秋的反。……
这时，一直沉默寡言的王洪文发话了：
“春桥同志，我拥护你的意见，‘工总司’立即撤回上海，就地闹革命。”
张春桥心里正高兴，王洪文接着说：“但是，有几个问题，要请春桥同志表个态。不然，我们难以说服队员，难以打消大家的顾虑。”他向张春桥提出了五个问题：第一，上海“工总司”是不是一个革命的合法的组织？第二，我们北上控告上海市委，是不是革命行动？第三，“安亭事件”的责任由谁来负？第四，能不能答应我们的要求--曹荻秋作公开检查？第五，能不能给“工总司”提供工作方便。
张春桥听着王洪文侃侃而谈，不由得暗地里称奇。他没料到这个年轻人竟讲得有条有理，头头是道，他不像小潘那样一味提要求，而是先主动退一步，然后抓住问题实质，寻找突破口。正所谓能者治兵，以退为进，以守为攻。王洪文的要求既解除了“工总司”的后顾之忧，又达到了北上的目的。不仅与张春桥要达到的打倒上海市委的目的一致，而且王洪文高度的谈判技巧，使张春桥心里对这个年轻人开始刮目相看。他们两个开始合作联合，“并肩作战”。12日上午，张春桥在安亭对造反派们发表讲话，王洪文则站在他的身边。
“同志们，我是代表‘中央文革小组’特地从北京赶到这里，是来解决大家的问题的，是来向大家学习的。”张春桥“谦虚”一番后，言归正传：“希望大家不要再去北京，尽快回到上海，就地闹革命！”
会场上开始议论纷纷，许多人表示不满。这时，王洪文以“工总司”司令的名义讲话了：“同志们，张春桥同志是伟大领袖毛主席派来的亲人。春桥同志对我们的关心，就是毛主席对我们的关心，春桥同志已经明确表态……”
张春桥又马上接腔：
“我认为，‘工总司’是革命的合法组织，北上告状是革命的行动，你们是被上海市委逼到安亭来的！‘安亭事件’的责任，应当由上海市委来负。同志们，你们回到上海后，如果有谁因为这件事受到责难、打击，你们可以来找我张春桥！”
王洪文看到时机已到，于是发出号召：
“同志们，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我们应该听从春桥同志，立即返回上海！”
于是，这支北上的告状队伍喧闹着，又掉头向东了。
到了上海以后，13日下午，张春桥在文化广场与“工总司”造反队员见面，并当场签字，答应了“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从而使曹荻秋及上海市委陷于被动。此后张春桥与王洪文互相支持，利用“工总司”造反派们的力量，一步步地把曹荻秋、陈丕显打倒。另一方面，王洪文又利用自己“工总司”司令的特殊地位以及张春桥的支持，剪除异己，把一些不服从自己的造反派力量统统打垮，从而使自己成为上海滩上无可争辩的“工人领袖”。渐渐地，被糟蹋得毫无生气的上海市居然出现了秩序。上海成立“人民公社”，王洪文豪情满怀：“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1967年2月5日，上海的最高权力机关“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在成立大会上，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依次坐在主席台上，一个个春风得意，志满意得，脸上露着春天般的笑容。
在张、姚发言之后，王洪文大步流星地奔向发言席，他已经对这个职位窥视好久了。他以高亢的声腔，读着“公社”发布的“通令”：
“宣布旧上海市委、市人委死刑，剥夺它的一切职权……”
“一切权力归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
后来，王洪文面对记者“豪情满怀”地说道：“我们建立了上海人民公社，自己坐天下，掌大权，腰杆子挺起来了！”
“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后(由于毛泽东反对，2月24日，“上海人民公社临时委员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市并未日见太平。由于“革委会”支持一派，压制另一派，因而社会上反对“工总司”及“革委会”的造反派力量越来越多。于是，刚刚成为上海市第三号人物的“工人领袖”王洪文，也就责无旁贷地担当起镇压其他造反派力量的“重任”。在这许多次的群众武斗中，其中尤以1967年8月4日王洪文率“工总司”造反队员血洗“联司”(“革命造反联合总司令部”的简称)的事件最惊心动魄，惨不忍睹。这一天，“工总司”工人在王洪文率领下，带着弹弓、砖头、铁矛等武器，直奔“联司”所在地上海柴油机厂。据目击者后来回忆这次事件说：“1967年8月4日凌晨，王洪文经过策划，调动了10多万人，开动近千部各种机动车辆和船只，从水陆两面对上海柴油机厂进行围攻，他们切断水电，用25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后面跑着头戴藤帽，手持各种棍棒、刀斧和武斗工具的受蒙蔽的人员，抓到一个毒打一个，把男的上衣全部剥光，女的上衣撕破，作为标记。在这次武斗事件中，被关押打伤的就有650人，有的至今医治不愈，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有的成了残废，群众的财物被抢劫一空。工厂损失达350多万元，厂房修理费花了14万元。”1980年12月6日，王洪文在受审判时承认说：“……控诉‘联司’大会
以后，我决定调动队伍转攻‘联司’，8月4日早晨，大约调动4万人，实际上去了10多万人，把‘联司’包围起来，下午开始围攻，到晚上就把‘联司’砸掉了。这件事，主要是我策划的，与其他人关系不大。”
王洪文用别人的血为自己洗清了向上爬的道路。在上海，张春桥是天，姚文元是地，他王洪文就是老三。由于张、姚经常呆在中央，王洪文实际上成了上海的“王”。他时刻不忘紧跟张春桥他们走，由此就打开了通往中央的道路。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终于当上代表，并且成为大会主席团的成员。4月1日，大会开幕，王洪文身穿一身没有红领章和红五星帽徽的军装，拘谨地坐在台上，脸上丝毫看不出上海滩流氓的痞子气。中共“九大”是一次“庆祝”和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经验的大会。在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发言之后，各个方面的典型人物纷纷登台亮相。王洪文作为工人造反派代表作了发言。他一脸庄重，用流利的普通话介绍了上海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感想，表了决心。这是王洪文第一次站在中央的主席台向全国和世界亮相，这次发言使他顿时成为大会的新闻人物，知名度迅速波及全国。会上，王洪文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从此进入中共高层。
此后，王洪文鸿运高照。他深深知道，自己所以能在短短的不到三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工厂的保卫员迅速升到中共中央委员的高位，离开江青、姚文元、尤其是张春桥的帮助与支持是无法想象的。张春桥就是他晋级升官的阶梯，王洪文于是就自觉地把自己同张春桥的命运捆绑在一块，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但是，以江、张、姚的能量，让王洪文当个中央委员还可办到，而搞个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位恐怕就非他们力所能及了。王洪文根本没有想，自己火箭似的升官很快就超过了他的“保护人”，还引起他们的嫉妒与羡慕。这一次，火箭发动的推动力可要大得多了……
毛泽东开始对王洪文发生兴趣，但他却浑然不觉。做了副主席，王洪文开始显山露水，“九一三”事件以后，毛泽东心里受的打击很大。林彪的背叛不仅是对“文化大革命”的嘲弄，而且还是对毛泽东选接班人能力的一次羞辱。有好长一段时间，他的情绪都不太好。这些天，张春桥经常往中南海跑，尽力接近毛泽东，渴望得到毛泽东的赏识，成为接班人。
“王洪文写文章怎么样？”有一天，毛泽东在闲聊中忽然漫不经心地问道。
张春桥立刻敏感地意识到，毛泽东在注意着王洪文，可能要选他做接班人。
果然，过了不久，毛泽东下令，调王洪文到北京“学习”。
毛泽东是怎么对王洪文感兴趣的？在这以前，他们接触的机会并不多。王洪文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是1967年10月18日在天安门广场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时候，不过这时毛泽东不可能注意到他。后来，王洪文在上海的造反夺权活动搞得“轰轰烈烈”，倒是深得毛泽东赞赏。毛泽东称赞“工总司”等起草的《急告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要求全国报纸转载，电台播送。据说，在“九大”召开的时候，毛泽东也对王洪文非常注意。在王洪文发言的时候，毛泽东一直在认真地听。1971年9月10日，在林彪集团试图暗害毛泽东的危急时刻，王洪文走进毛泽东停在上海的专列，表示自己的忠诚之心，并做好了保卫的准备。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毛泽东开始注意王洪文的，似乎已成了历史之谜。
但是王洪文对所发生的一切还浑然不觉。1972年9月7日，他乘飞机来到北京，住在钓鱼台9号楼。
说是来学习，但王洪文并不知道自己要学什么。刚开始，“中央文革”办公室给他送来四卷《毛泽东选集》，还有许多马恩列斯的选集。但他似乎没有读书的“雅兴”。他散漫惯了，习惯不了中央机关严肃刻板的日常工作。他也不习惯这儿的作息时间：每天下午三四点起床，起来后接着看文件。吃过晚饭后，开始出席各种会议。略事休息后，午夜开始办公。直到清晨，太阳从窗户上射进来，才停止工作。吃过早饭，拉上窗帘，然后睡觉。
很快，王洪文知道了实情。1973年的5月20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议主要讨论“十大”的准备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把王洪文调到中央，王洪文、华国锋、吴德列席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参加工作。这说明，毛泽东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之后，终于下决心，对王洪文投了信任票。于是此后，王洪文更是显山露水了。8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召开会议，协商中共“十大”的主席团名单和中央领导机构人选。在会上，又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王洪文担任选举筹备委员主任，副主任为周恩来、康生、叶剑英、江青、张春桥、李德生，负责大会的筹备工作。
1973年8月24日，在中共“十大”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的身份终于公开显露出来。他坐在毛泽东的旁边(另一边是周恩来)，这无疑是在向外界宣布他已成为党内仅次于毛、周的第三号人物。当周恩来作完政治报告后，王洪文开始作《修改党章的报告》。他念道：“四年多来的实践充分证明，九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都是正确的。九大通过的党章，坚持了我们党一贯的根本原则，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新经验，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修改草案的总纲部分，保留了九大党章关于我们党的性质、指导思想、基本纲领、基本路线等规定，结构和内容作了一些调整。条文部分修改的不多。总的字数略有减少。九大党章总纲中有关林彪的一段活，这次全部删去了，这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也是林彪叛党叛国，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的必然结果。……”
“……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毛主席指出：反潮流是马列主义的一个原则。许多同志在讨论修改党章时，联系党的历史和自己的经历，认为这是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事关路线，事关大局，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就要出以公正，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坐牢，不怕杀头，不怕离婚，敢于反潮流。”
在一片热烈掌声中，王洪文结束了讲话。
8月31日，中共十届一中全会召开。王洪文排名紧靠毛泽东、周恩来，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至此，王洪文接班人的地位完全确立。
9月12日，王洪文陪同毛泽东第一次参加外事活动，接见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9月13日，《人民日报》登出了毛泽东与王洪文的合影。此后，他一共参加了十几次外事活动。毛泽东对这个年轻人寄予厚望，故意让他参加一些重要活动，使他在全国、全世界面前曝光。逐渐地，中国人，包括农民，都知道出了个王洪文；而在英语世界，“Wang Hongwen”也成了一个并不陌生的字眼。
毛泽东发现自己又一次选错了接班人。巨人既然能把他轻而易举地托上天空，同样也能毫不费事地扔到一边接见外宾是件严肃、庄重的国事活动，可不像在上海滩上逛街那样自由自在。王洪文深知这一点，于是一旦有外事活动，他就很认真地应付。在外宾面前，他正襟危坐，不露轻浮。但本性难移，时间一长，他开始随便起来了。在接见外宾时，他开始斜倚歪坐，二郎腿也翘起来了。1974年9月4日，毛泽东在书房接见多哥总统亚德马。对于政治敏感的人们忽然发现王洪文没有参加会见，坐在毛泽东身边的，是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此后，这位王副主席再也没有接待过外宾，怎么回事？
问题并不出在王洪文接待外宾的坐姿上，而是因为他与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抱得太紧。当上副主席以后，他发现，自己既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老干部合不来，也与以叶剑英为代表的军界人士搭不上话，他还是与在“文化大革命”中同时暴发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比较能谈到一块儿。相同的命运，使这四人产生了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于是四个人开始紧紧抱成一团儿，党内有什么事儿，他们总是事先商量，意见一致。许多党内的重要文件也仅在他们四个人当中传阅，阅完不转给政治局其他人，直接做出决定。
四个人的活动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政治神经，他最容忍不了的就是背对他的宗派活动。1974年7月17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他第一次对这四人的帮派提出警告。他指着他们几个人说：“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此后，王洪文再没有参加外事活动。虽然如此，毛泽东仍然期待他改正过来，“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但他很快失望了，王洪文行动依然。10月18日，王洪文到长沙，向毛泽东告周恩来等人的状。他极力吹捧江、张、姚，说张春桥怎样有能力，姚文元怎样读书等等。毛泽东当即批评了他，说，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你要注意江青，不要跟她搞在一起。你回去后找总理、剑英同志谈谈。
12月23日，在四届人大召开前夕，王洪文为了能使“四人帮”组阁，再次飞往长沙去秘见毛泽东。毛泽东对此极为恼火，他当着周恩来的面批评王洪文：
“你不要搞四人帮，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
“我几次劝你，不要几个人搞在一起，你总是听不进去！这一次，你既然来了，就多住三天，好好想想，写个书面检查给我！”
至此，毛泽东对王洪文彻底失望，王洪文的“接班人”地位就此告吹。
王洪文大概没有明白，自己从一个工厂保卫员是怎样爬到权力最高峰的。他可能更不明白，巨人既然能把他轻而易举地托上天空，同样也能毫不费事地扔到一边。在短短的10年期间，他就迅速走过了从兴起到辉煌，然后再从辉煌到衰亡的过程，像一颗并不耀眼的星星从天际滑过。1976年10月的雷声一响，王洪文就走向了自己政治生涯的末日。可以说，他是一个悲剧式人物，而他的悲剧加剧了国家和社会的悲剧，给我们的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文章摘自 《中南海人物春秋》 作者：顾保孜/著 杜修贤/摄影 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册封为王的宦官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27
半年前，他已经被皇帝下令处死。当时和后来的人们普遍认为，他是公元1127年悲剧的主要制造者，即便死上一百次，也不足以赎回他的罪恶。因此，在后来的世代里，一提起他的名字，常常会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起舞台上的大花脸，或者鼻梁上涂抹着一大块白粉的角色们。 事实上，童贯的经历充满了传奇色彩。他的一生中，开创了几项中国历史之“最”，肯定已经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迄今无人能够打破的记录，并且可能会永远保持下去。这几项纪录是：
在公元1127年上演的巨型历史悲剧中，有一个介乎喜剧与悲剧之间的角色特别引人注目。他就是童贯。
药王-孙思邈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21
【人物生平】
孙思邈 （541年或581年—约682年），汉族，唐朝京兆华原（现陕西耀县）人，是著名的医师与道士。他是中国乃至世界史上著名的医学家和药物学家，被誉为药王，许多华人奉之为医神。
西魏时代出生，传说生于541年卒于682年，是个百岁老人孙思邈的年龄现今有六种说法：最小的101岁，第二种说法是120岁，第三种说法是131岁，第四种说法是141岁，第五种说法是165岁，甚至还有168岁的说法。为唐代著名道士，医药学家。被人称为“药王”。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幼聪颖好学。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及长，通老、庄及百家之说，兼好佛典。年十八立志究医，“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北周大成元年（579），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在今陕西郿县）学道，炼气、养形，究养生长寿之术。及周静帝即位，杨坚辅政时，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就。隋大业（605～618）中，游蜀中峨眉。隋亡，隐于终南山，与高僧道宣相友善。唐太宗李世民即位，召至京师，以其“有道”，授予爵位，固辞不受，再入峨眉炼“太一神精丹”。显庆三年（658），唐高宗又征召至京，居于鄱阳公主废府。翌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仍固辞不受。咸亨四年（673），高宗患疾，令其随御。上元元年（674），辞疾还山，高宗赐良马，假鄱阳公主邑司以属之。永淳元年卒，遗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追封为妙应真人。
孙思邈7岁时读书，就能“日诵千言”。每天能背诵上千字的文章，到了20岁，就能侃侃而谈老子、庄子的学说，并对佛家的经典著作十分精通，被人称为“圣童”。但他认为走仕途，做高官太过世故，不能随意，就多次辞谢了朝廷的封赐。隋文帝让他做国子博士，他也称病不做。唐太宗即位后，召他入京，见到他50多岁的人竟能容貌气色、身形步态皆如同少年一般，十分感叹，便道：“所以说，有道之人真是值得人尊敬呀！像羡门、广成子这样的神仙人物原来世上竟是有的，怎么会是虚言呢？”皇帝还想授予他爵位，但仍是被孙思邈拒绝了。高宗继位后，又邀他做谏议大夫，也未被允。孙思邈归隐的时候，高宗又赐他良驹，还有已故的鄱阳公主的宅邸居住，就连当时的名士宋令文、孟诜、卢照邻等文学大家都十分尊敬他，以待师长的礼数来侍奉他。
玄武门之变发生于唐高祖武德九年（626年）。唐太宗即位之后怎么也应该在627年后召见的孙思邈。按传说孙思邈出生于541年的话，此时的他应该已经80多岁高龄了。再者二十三年五月，太宗去世，李治即位，是为唐高宗，时年二十二岁。次年（650年）改元永徽。这时高宗怎么可能邀请一百多岁高龄的孙思邈做谏议大夫？所以说传说生于541年死于682年是不成立的。据推算应该是生于570年左右，死于740年左右。
一次，卢照邻问了老师一个问题：“名医能治愈疑难的疾病，是什么原因呢？” 孙思邈的回答十分精彩，也足见其医学上的造诣颇深。他答道：“对天道变化了如指掌的人，必然可以参政于人事；对人体疾病了解透彻的人也必须根源于天道变化的规律。天候有四季，有五行，相互更替，犹似轮转。那么又是如何运转呢？天道之气和顺而为雨；愤怒起来便化为风；凝结而成霜雾；张扬发散就是彩虹。这是天道规律，人也相对应于四肢五脏，昼行夜寝，呼吸精气，吐故纳新。人身之气流注周身而成营气、卫气；彰显于志则显现于气色精神；发于外则为音声，这就是人身的自然规律。阴阳之道，天人相应，人身的阴阳与自然界并没什么差别。人身的阴阳失去常度时，人体气血上冲则发热；气血不通则生寒；气血蓄结生成瘤及赘物；气血下陷成痈疽；气血狂越奔腾就是气喘乏力；气血枯竭就会精神衰竭。各种征候都显现在外，气血的变化也表现在形貌上，天地不也是如此吗？”
孙思邈还对良医的诊病方法做了总结：“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胆大”是要有如赳赳武夫般自信而有气质；“心小”是要如同在薄冰上行走，在峭壁边落足一样时时小心谨慎；“智圆”是指遇事圆活机变，不得拘泥，须有制敌机先的能力；“行方”是指不贪名、不夺利，心中自有坦荡天地。这就是孙思邈对于良医的要求。其实，何止于医者，仅从为人的角度上来讲，恐怕要做一个有气度、有担当的人，也不悖此道吧！
孙思邈是古今医德医术堪称一流的名家，尤其对医德的强调，为后世的习医、业医者传为佳话。他的名著《千金方》中，也把“大医精诚”的医德规范放在了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来专门立题，重点讨论。而他本人，也是以德养性、以德养身、德艺双馨的代表人物之一，成为历代医家和百姓尊崇倍至的伟大人物。
[编辑本段]孙思邈流世著作
孙思邈一生著作80余部，除了《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还有《老子注》、《庄子注》、《枕中素书》 1 卷、《会三教论》1 卷、《福禄论》3 卷、《摄生真录》1 卷、《龟经》1 卷等。
【理念与贡献】
孙思邈把医为仁术的精神具体化。他在其所著的《大医精诚 》一书中写道：“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夫大医之体……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酝禄兼陈，看有若无。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
据传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终身不仕，隐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他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及前代医学理论，为医学和药物学作出重要贡献。后世尊其为“药王”。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十二论，提出伤寒禁忌十五条，颇为后世伤寒学家所重视。他搜集了东汉至唐以前许多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养生方法，著《千金要方》三十卷，分二百三十二门，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全书合方、论五千三百首，集方广泛，内容丰富，是我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代表性的巨著，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和贡献；并对日本、朝鲜医学之发展也有积极的作用。《千金翼方》三十卷，属其晚年作品，系对《千金要方》的全面补充。全书分一百八十九门，合方、论、法二千九百余首，记载药物八百多种，尤以治疗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见疗效。
他坚持辨证施治的方法，认为人若善摄生，当可免于病。只要“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体形有可愈之疾，天地有可消之灾”。他重视医德，不分“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皆一视同仁。声言“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他极为重视妇幼保健，著《妇人方》三卷，《少小婴孺方》二卷，置于《千金要方》之首。
孙氏认为“人命至重，有贵干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故将他自己的两部著作均冠以“千金”二宇，名《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这两部书的成就在于：首先对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有很深的研究，为后世研究《伤寒杂病论》提供了可*的门径，尤其对广义伤寒增加了更具体的内容。他创立了从方、证、治三方面研究《伤寒杂病论》的方法，开后世以方类证的先河。《千金要方》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 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千金要方》是对方剂学发展的巨大贡献。书中收集了从张仲景时代直至孙思邈的临床经验，历数百年的方剂成就，在阅读仲景书方后，再读《千金方》，真能大开眼界，拓宽思路，特别是源流各异的方剂用药，显示出孙思邈的博极医源和精湛医技。后人称《千金方》为方书之祖。
《千金要方》在食疗、养生、养老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孙氏能寿逾百岁高龄，就是他在积极倡导这些方面的理论与其自身实践相结合的效果。 孙思邈的辉煌成就，生前就受到了人们的崇敬。人称“药王”，“真人”，“药圣”，隋、唐两代都很器重他，知名人士亦多对他以礼事之。他去世后，人们在其故居的鉴山畔，虞诚奉祀。乔世宁序中云：“鉴山香火，于关中为盛，虽华岳吴镇弗逮焉。”孙思邈在日本也享有盛誉，尤其是日本名医丹波康赖和小岛尚质等对他十分崇拜。
在药物学研究方面，孙思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从药物的采集、炮制到性能认识，从方药的组合配伍到临床治疗，孙思邈参考前人的医药文献，并结合自己数十年的临证心得，写成了我国医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两部医学巨著——《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其中《千金要方》载方5000多首，书中内容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可谓是对唐代以前中医学发展的一次很好的总结。而《千金翼方》载方近3000首，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对《千金要方》作了必要而有益的补充。书中收载的800余种药物当中，有200余种详细介绍了有关药物的采集和炮制等相关知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晋唐时期已经散失到民间的《伤寒论》条文收录其中，单独构成九、十两卷，竟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对于《伤寒论》条文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临床实践中，孙思邈总结出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阿是穴”和“以痛为腧”的取穴法，用动物的肝脏治疗夜盲症，用羊的甲状腺治疗地方性甲状腺肿，用牛乳、豆类、谷皮等防治脚气病；对于孕妇，提出住处要清洁安静，心情要保持舒畅，临产时不要紧张；对于婴儿，提出喂奶要定时定量，平时要多见风日，衣服不可穿得过多……这些主张，在今天看来，仍然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
孙思邈崇尚养生，并身体力行，正由于他通晓养生之术，才能年过百岁而视听不衰。他将儒家、道家以及外来古印度佛家的养生思想与中医学的养生理论相结合，提出的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时至今日，还在指导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如心态要保持平衡，不要一味追求名利；饮食应有所节制，不要过于暴饮暴食；气血应注意流通，不要懒惰呆滞不动；生活要起居有常，不要违反自然规律……
由于《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的影响极大，因此这两部著作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医学百科全书，起到了上承汉魏，下接宋元的历史作用。两书问世后，倍受世人瞩目，甚至飘扬过海，广为流传。日本在天宝、万治、天明、嘉永及宽政年间，都曾经出版过《千金要方》，其影响可见一斑。孙思邈死后，人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并在山上为他建庙塑像，树碑立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当地群众都要举行庙会，以经念孙思邈为我国医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庙会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前来游览、凭吊的八方来客络绎不绝。
史载其著作计三十余种，唯多亡佚。现存之《千金要方》和《千金翼方》各三十卷，系我国著名医学著作。其他如《摄养论》《太清丹经要诀》《枕中方》等数种，尚有部分佚文可见。
孙思邈又是世界上导尿术的发明者。据记载：有一个病人得了尿潴留病，撒不出尿来。孙思邈看到病人憋得难受的样子，他想：“吃药来不及了。如果想办法用根管子插进尿道，尿或许会流出来。”他看见邻居的孩子拿一根葱管在吹着玩儿，葱管尖尖的，又细又软，孙思邈决定用葱管来试一试，于是他挑选出一根适宜的葱管，在火上轻轻烧了烧，切去尖的一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插进病人的尿道里，再用力一吹，不一会儿尿果然顺着葱管流了出来。病人的小肚子慢慢瘪了下去，病也就好了。
医宗之圣-张仲景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10
张仲景，名机，字仲景，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人称为医圣。南阳郡涅阳（今河南省南阳市人，另说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张寨村，原因在东汉时期，邓州市行政范围归南阳管理）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154年），死于建安末年（约公元215～219年）活了七十岁左右。相传曾举孝廉，做过长沙太守，所以有张长沙之称。
张仲景从小嗜好医学，“博通群书，潜乐道术。”当他十岁时，就已读了许多书，特别是有关医学的书。他的同乡何颙赏识他的才智和特长，曾经对他说：“君用思精而韵不高，后将为良医”（《何颙别传》）。后来，张仲景果真成了良医，被人称为“医中之圣，方中之祖。”这固然和他“用思精”有关，但主要是他热爱医药专业，善于“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结果。年轻时曾跟同郡张伯祖学医。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医名大振，成为中国医学史上一位杰出的医学家。
他是处在动乱的东汉末年，连年混战，“民弃农业”，都市田庄多成荒野，人民颠沛流离，饥寒困顿。各地连续爆发瘟疫，尤其是洛阳、南阳、会稽（绍兴）疫情严重。“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张仲景的家族也不例外。对这种悲痛的惨景，张仲景目击心伤。据载自汉献帝建安元年（公元196年）起，十年内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伤寒病占百分之七十。“感往昔之论丧，伤横夭之莫救”（《伤寒论》自序）。于是，他发愤研究医学，立志做个能解脱人民疾苦的医生。“ 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身长全，以养其生”（《伤寒论》自序）。当时，在他的宗族中有个人叫张伯祖，是个极有声望的医生。张仲景为了学习医学，就去拜他做老师。张伯祖见他聪明好学，又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就把自己的医学知识和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而张仲景竟尽得其传。何颙在《襄阳府志》一书中曾赞叹说：“仲景之术，精于伯祖”。
张仲景刻苦学习《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的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仲景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仁德，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
现在有关张仲景的事物有张仲景六味地黄丸。目前在南阳市有医圣祠，是纪念张仲景的地方。
张仲景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不象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为后世中医的楷模和学习的典范!!
张仲景是中医界的一位奇才，《伤寒杂病论》是一部奇书，又称《仲景伤寒论》.它确立了中医学重要的理论支柱之一——辨证论治的思想，在中医学发展过程中，实属“点睛之笔”。
张仲景为人敬仰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这部著作当中体现出来的“辨证论治”的重要医学思想，可以说，它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如何区别和选择呢？就是要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证候特点，才能处方。这种“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就是张先师著名的“辨证论治”观点。这种理论的形成，正是建立在精深的医理和严密的辨证分析的基础上的，它彻底地否定了仅凭症状来判断疾病性质和治疗方法的主观诊断法，也就确立了中医的又一重要支柱理论——“辨证论治”的原则.奠定了后世中药临床学的理论基础.
这也是几千年来中医长盛不衰，至今仍能傲立于世界医林的“拿手绝活儿”，也就是通过望、闻、问、切四诊，综合分析疾病的性质，因人、因病、因证来选方用药，这才符合变化的病情和不同体质的病人，才能做到药到病除。也可以说，整部《伤寒杂病论》就是针对当时医生不能具体分析，准确方用药而著述的一部“纠偏”之书，其中许多条文都是针对所谓“坏症”，就是医生误治后出现的问题而进行纠正性治疗的。
同时，书中提出了治疗外感病时的一种重要的分类方法，就是将病邪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这种方法后人称为“六经辨证”，但“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书中的113首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
《伤寒杂病论》是我国最早的理论联系实际的临床诊疗专书。被后世医家誉为"万世宝典"它系统地分析了伤寒的原因、症状、发展阶段和处理方法，创造性地确立了对伤寒病的“六经分类”的辨证施治原则，奠定了理、法、方、药的理论基础。书中还精选了三百多方，这些方剂的药物配伍比较精炼，主治明确。如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白虎汤、青龙汤、麻杏石甘汤。这些著名方剂，经过千百年临床实践的检验，都证实有较高的疗效，并为中医方剂学提供了发展的依据。后来不少药方都是从它发展变化而来。名医华佗读了这本书，啧啧赞叹说：“此真活人书也”。喻嘉言高度赞扬张仲景的《伤寒论》，说：“为众方之宗、群方之祖”。“如日月之光华，旦而复旦，万古常明”（《中国医籍考》）。历代有关注释、阐发此书的著作很多。特别是注释、阐发《伤寒论》的著作，竟达三四百种之多。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国界，对亚洲各国，如日本、朝鲜、越南、蒙古等国的影响很大。特别是日本，历史上曾有专宗张仲景的古方派，直至今天，日本中医界还喜欢用张仲景方。日本一些著名中药制药工厂如小太郎、内田、盛剂堂等制药公司出品的中成药（浸出剂）中，伤寒方一般也占60%以上（其中有些很明显是伤寒方的演化方）。可见《伤寒杂病论》在日本中医界有着深远的影响，在整个世界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袁隆平历史年表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07
历史年表
1930年农历七月初九，公历9月1日出生于北京协和医院。
1931～1936年，随父母居住北平、天津、江西赣州、德安、汉口等地。
1936年8月～1938年7月，在汉口扶轮小学读书。
1938年8月～1939年1月，在湖南省弘毅小学读书。
1939年8月～1942年7月，在重庆龙门浩中心小学读书。
1942年8月～1943年1月，在重庆复兴初级中学读书。
1943年2月～1944年1月，在重庆赣江中学读书。
1944年2月～1946年5月，在重庆博学中学读书。
袁隆平大学毕业证1946年8月～1948年1月，在汉口博学中学读高中。
1947年暑假，读高中一年级时获汉口赛区男子百米自由泳第一名；获湖北省男子百米自由泳第二名。
1948年2月～1949年4月，在南京中央大学附中读高中(今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
1949年8月～1950年10月，在重庆北碚夏坝的相辉学院农学系读书。
1950年11月～1953年7月，院系调整，并入重庆新建的西南农学院农学系，续读3年至毕业。
1951年7月，在西南农学院报名参加空军，体检、政审合格，后因在校大学生更需参加经济建设，而未入伍，继续留校学习。
1953年8月，毕业于西南农学院农学系。服从全国统一分配，来到湖南省安江农校教书。
1960年7月，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早稻田中，发现“鹤立鸡群”的特异稻株，第二年认识到这是“天然杂交稻”株，而受到启发，面对当时严重饥荒，立志用农业科学技术击败饥饿威胁，从事水稻雄性不育试验。
1964年2月22日，与农技干部邓哲结婚。
1964年开始，在国内首创水稻雄性不育研究。7月5日，在安江农校实习农场的洞庭早籼稻田中，找到一株奇异的“天然雄性不育株”，这是国内首次发现。经人工授粉，结出了数百粒第一代雄性不育材料的种子。
1965年7月，又在安江农校附近稻田的南特号、早粳4号、胜利籼等品种中，逐穗检查14000多个稻穗，连同上年发现的不育株，共计找到6株。经过连续两年春播与翻秋，共有4株繁殖了1～2代。
1966年2月28日，发表第一篇论文《水稻的雄性不孕性》，刊登在中国科学院主编的《科学通报》半月刊第17卷第4期上。
1966年5月，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同志，获悉袁隆平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一文后，引起高度重视，以科委九局名义致函湖南省科委与安江农校，支持袁隆平的水稻雄性不育研究活动，指出这项研究的意义重大，如果成功，将使水稻大幅度增产。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袁隆平遭受冲击，水稻雄性不育试验被迫中断。
1967年3月16日，省科委发函安江农校，要求学校将“水稻雄性不孕”研究列入计划。
1967年4月，袁隆平起草“安江农校水稻雄性不孕系选育计划”，呈报省科委与黔阳地区科委。
1967年6月，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组成的黔阳地区农校(安江农校改名)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正式成立。
1968年4月30日，袁隆平将珍贵的700多株不育材料秧苗，插在安江农校中古盘7号田里，面积133平方米。
1968年5月18日晚上，中古盘7号田的不育材料秧苗，被全部拔除毁坏，成为至今未破的谜案。袁隆平心痛欲绝。事发后第4天才在学校的一口废井里找到残存的5根秧苗，继续坚持试验。
1969年冬，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等到云南省元江县加速繁殖不育材料。1970年1月2日，遇5级以上地震，仍然坚持繁殖试验，直到收获。
1970年6月，当时的湖南省革委会在常德召开了“湖南省农业学大寨科技经验交流会”。此时袁隆平的研究已经进行了6年，数千次的杂交试验，结果都不理想，产生的只是越来越多的待解谜团。也正因于此，“水稻杂交无优势”的论断越来越被人们相信，对袁隆平的质疑不绝于耳。在那次会上，时任湖南省革委会代主任的华国锋把袁隆平请上主席台就座和发言，公开表示了对杂交水稻研究的支持。会后，华国锋还专门找袁隆平谈话，鼓励他说：周恩来总理经常过问杂交水稻科研的事，希望能够继续研究下去。要将水稻雄性不育系的材料拿到群众中去搞，广泛发动群众性科研力量，合力把它搞成功。另一方面，华国锋向湖南省有关部门吹风，要求他们对杂交水稻研究大力支持。
1970年夏，袁隆平从云南引进野生稻，拟在靖县(安江农校又搬迁到了靖县)做杂交，后因没有进行短光照处理而未成功。
1970年11月23日，在袁隆平关于“把杂交育种材料亲缘关系尽量拉大，用一种远缘的野生稻与栽培稻进行杂交”的构想指导下，助手李必湖和冯克珊在海南岛南红农场找到“野败”，为籼型杂交稻三系配套打开了突破口。
1971年春，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成立杂交稻研究协作组，袁隆平调省农业科学院杂交稻研究协作组工作。
1972年3月，国家科委把杂交稻列为全国重点科研项目，组织全国协作攻关。袁隆平将“野败”材料分发到全国10多个省、市的30多个科研单位，用了上千个品种与“野败”进行了上万个测交和回交转育的试验，扩大了选择概率，加快了三系配套进程。
1972年，袁隆平选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应用于生产的不育系二九南1号。
1973年，协作组通过测交找到了恢复系，攻克了“三系”配套难关。同年10月，袁隆平在苏州召开的水稻科研会议上发表了《利用“野败”选育三系的进展》的论文，正式宣告我国籼型杂交水稻“三系”已经配套。
1974年，袁隆平育成了中国第一个强优势杂交组合“南优2号”。在安江农校试种，667平方米产量628公斤。翌年作晚稻栽培1．33公顷，667平方米产量511公斤。攻克了“优势关”。
1975年，袁隆平攻克了“制种关”，摸索总结制种技术成功。
1975年12月中旬，华国锋指示：第一，中央拿出150万元人民币支持杂交水稻推广，给广东购买15部解放牌汽车，装备一个车队，运输“南繁”种子；第二，由农业部主持立即在广州召开南方13省(区)杂交水稻生产会议，部署加速推广杂交水稻。
这一年冬，数以万计的制种大军云集海南，发动人海战术大规模南繁制种，杂交水稻制种面积达3.3万亩。袁隆平担任技术总顾问，首次大面积制种获得成功，为翌年推广做好了种子准备。
1976年，杂交水稻绿遍神州。全国推广杂交水稻208万亩，增产幅度普遍在20%以上。中国的粮食产量实现了一次飞跃。
1977年，袁隆平总结了10年来丰富的实践经验，发表了《杂交水稻培育的实践和理论》与《杂交水稻制种与高产的关键技术》两篇重要论文。
1978年2月，出席全国第五届人民代表大会；同年3月，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并获奖；6月，出席湖南省教育工作者先进代表大会；10月，出席湖南省科学大会并获奖。
1978年10月，晋升为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
1979年4月，首次出国出席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科研会议，会上宣读他用英文写的《中国杂交水稻育种》的论文并即席答辩，与会者一致公认中国杂交水稻研究处于领先地位。
1979年12月，国务院授予袁隆平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与全国劳动模范的称号。
同年，任农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中国遗传学会理事、湖南省生物学会理事、湖南省遗传育种学会副理事长、湖南省农学会理事。
1980年5月，袁隆平应美国邀请赴美进行杂交稻制种技术指导。
1980年9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和国际水稻研究所共同在湖南省农业科学院举办杂交稻技术国际培训班，袁隆平作为主讲人给来自10多个国家的专家讲授杂交水稻方面的主要课程。翌年9月，又连续举办第二期。
1980年10月～1981年6月，赴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进行技术指导与合作研究。
1982～1986年，每年去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1～3次进行合作研究。
1981年6月6日，袁隆平和籼型杂交水稻获国内第一个特等发明奖。
1982年8月26日，被聘为农牧渔业部技术顾问、全国杂交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是年，被国际同行誉为“杂交水稻之父”。
1983年8月，第二次应美国邀请赴美国考察杂交稻试种情况并进行技术指导。
1984年6月15日，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成立，袁隆平任中心主任。同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1985年，被聘为湖南省安江农校名誉校长、西南农业大学兼职教授。
1985年10月15日，首次获国际奖：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发明和创造”金质奖章和荣誉证书。
1986年，培育成杂交早稻新组合威优49。
1986年4月，应邀出席在意大利米兰附近召开的“利用无融合生殖进行作物改良的潜力”国际学术讨论会。
1986年10月，世界首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在长沙召开，袁隆平在会上作了《杂交水稻研究与发展现状》的专题学术报告，并提出了今后杂交水稻发展的战略设想，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赞同，并写进了会议文件。
1986年，任国家863—101—01专题组组长。
1987年11月3日，第二次获国际科学大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颁发的1986～1987年度科学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姆博先生赞扬袁隆平取得的科研成果，是继70年代国际培育半矮秆水稻之后的“第二次绿色革命”。袁隆平将这次获奖的1.5万美元全部捐献作为杂交水稻奖励基金，以奖励在这一领域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
1987年7月16日，在袁隆平指导下，李必湖的助手邓华风在安江农校籼稻三系育种材料中，找到一株奇异的光敏核不育水稻，历经两年三代异地自交繁殖，于1988年7月育成光敏核不育系，并通过省级技术鉴定，定名为“安农S—1光敏不育系”。荣获湖南省1988年10大科技成果奖。光敏核不育系的育成，使袁隆平两系法的设想变为现实。
1987年，当选为湖南省科协副主席。
1988年3月14日，第三次获国际科学大奖：在英国伦敦获让克奖的奖章、证书和奖金2万英镑。
1988年，当选为湖南省政协副主席。
1989年9月25日～10月3日，被评为全国先进工作者，应邀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参加国庆40周年观礼活动。
1991年8月14日～8月22日，应日本学会邀请，赴日本作两系杂交稻研究新进展学术报告。
1991年9月29日～10月10日，在美国参加洛克菲勒基金年会。
1991年11月2日，任湖南省农业科学院名誉院长。
1992年1月13日～1月15日，出席并主持在湖南长沙召开的国际水稻无融合生殖会议。
1992年4月20日～4月27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在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召开的第二届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
1992年7月28日～8月4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赴印度作杂交水稻方面的学术报告。
1992年10月22日～11月13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以首席顾问身份赴印度指导杂交水稻技术3星期。
1993年4月10日～4月22日，赴美国布朗大学出席菲因斯特拯救饥饿奖仪式，夫人邓哲应邀陪同前往。
1993年5月19日，受聘为湖南省留学人员联谊会顾问。5月20日受聘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博士生指导教师通讯评议专家组成员。
1993年11月17日～12月10日，受联合国粮农组织委托第三次赴印度传授杂交水稻技术。
1993年12月30日，撰写《对大面积推广玉米稻要持慎重态度》一文，由湖南省农业厅以湘农函(1993)种字113号转发，对于稳定湖南粮食产量起到重大作用。
1994年2月28日～3月12日，赴美国休斯敦与美国水稻技术公司草签合作开发两系杂交稻协议。
1994年5月14日，赴印度尼西亚参加洛克菲勒基金会年会。
1994年9月23日～9月25日，袁隆平在湖南长沙主持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组长碰头会。
1995年1月，获首届何梁何利基金生物学奖。
1995年2月，赴美水稻技术公司参加学术年会。
1995年5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1995年10月，获联合国粮农组织“粮食安全保障”荣誉奖章。
1995年12月16日，“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的基础上正式成立，袁隆平任主任。
1996年5月，获日本经济新闻社“日经亚洲奖”。
1996年7月，出席在湖南省张家界市召开的“863”计划重大技术项目复审会议。
1996年8月，出席在四川省双流县举行的两系杂交稻现场会。
1996年9月11日，出席由中宣部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联合举行的全国科技十杰表彰大会，发表题为《攀登杂交水稻研究新高峰，解决中国人吃饭问题是我的毕生追求》的演讲。
1996年10月18日，出席由何粱何利基金会在北京举办的学术报告会，作《从杂交稻育种领域看粮食增产潜力，中国有能力解决吃饭问题》的学术报告。
1996年11月，出席在杭州举行的东亚地区洛克菲勒基金会水稻生物技术国际学术讨论会并作学术报告；参加在印度举行的“第三届杂交水稻国际会议”。
1996年12月，出席姜春云副总理主持召开的农业专家座谈会，共商农业丰收大计；两院院士评出国内重大科技进展新闻，两系杂交稻技术获重大突破的新闻，名列榜首。
1997年1月，出席由农业部召开的五省五大作物工作会议。
1997年3月，赴美国休斯敦出席水稻技术公司年会，应邀赴缅甸指导杂交水稻生产。
1997年4月，出席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中国国际农业科技年会国际种业学术讨论会”；在安徽农科院举办的“863”计划1997年两系杂交(粳)稻技术培训班上讲课。
1997年8月，获国际农作物杂种优势利用“杰出先驱科学家”荣誉称号。
1997年9月，在长沙出席并主持“农作物两系法杂种优势利用国际学术讨论会”，作了题为《农作物两系法杂种优势利用的现状与前景》的学术报告。
1997年11月，参加在武汉召开的“863”计划生物领域农业专题年会；在《杂交水稻》第6期上发表《杂交水稻超高产育种》的重要论文。
1998年2月，参加农业部种植业专家顾问组工作会议。
1998年4月，应邀赴缅甸指导杂交水稻技术。
1998年8月，应邀赴北戴河休假期间，向朱镕基总理呈送“申请总理基金专项支持超级杂交水稻选育”的报告，得到高度重视。朱镕基总理批示：“国务院全力支持这个研究”，并拨经费1000万元予以支持；参加在北京召开的第18届国际遗传学大会，作《超高产杂交稻选育》报告。
1998年9月，应邀赴埃及参加第十九届水稻国际委员会会议；接受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节目主持人杨澜采访。
1998年10月，参加在上海举行的“第六届国际水稻分子生物学会议”。
1998年11月，出席在广西北海举行的“863”计划生物领域“九五”计划课题年度报告会议；获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
1998年12月，出席在广东肇庆举行的“863”计划“超级杂交稻”项目会议。
1999年4月底，出席由全国总工会、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五一”晚会，并作为嘉宾登台向全国观众致意。
1999年6月，赴浙江武义主持“两系杂交稻”现场会；“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1999年9月，“袁隆平农业科技奖”首届颁奖仪式暨“袁隆平学术思想与科研实践研讨会”在长沙举行（袁隆平农业科技奖基金会是在“杂交水稻奖励基金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应邀赴北京参加国庆50周年观礼。
1999年10月，出席在越南举行的“亚洲杂交水稻协作网会议”；出席在杭州举行的“水稻遗传育种国际学术讨论会”；出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袁隆平星”命名仪式。
1999年12月，出席由中宣部、科技部、人事部联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的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表彰大会，荣获“杰出专业技术人才”金质奖章，发表题为《发展杂交水稻，造福世界人民》的演讲；出席在深圳举行的“863”计划生物领域农业专题1999年年会。
2000年3月底至4月初，赴菲律宾国际水稻研究所参加水稻科研会议，宣读《超级杂交稻育种》论文，并对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设在菲律宾的杂交稻试种基地进行现场考察。
2000年，袁隆平主持的国家“863”计划两系法杂交水稻研究项目通过科技部的验收。其中，他直接指导取得的“两用核不育系‘培矮64S’的选育及其应用研究”成果，2001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5月31日，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袁隆平农业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隆平高科”在深交所上网定价发行；8月，以袁隆平名字命名的高等院校“袁隆平科技学院”在湖南成立，袁隆平出任名誉院长。
2000年7月5日至7月7日，袁隆平赴安徽安庆主持召开全国两系优质杂交早稻示范现场会。8月25日、9月10日在湖南郴州主持全国超级杂交稻现场验收会，超级稻第一期目标达标。
2001年2月19日，袁隆平院士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颁奖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由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颁授奖励证书和奖金（500万元）。2月22日，湖南省委、省政府隆重召开袁隆平院士荣获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庆功大会。本年度，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决定，在全省广泛深入地开展向袁隆平院士学习的活动。
2001年5月，分别赴越南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主持的“在亚洲加快大规模杂交水稻发展的政策支持会议”，孟加拉参加国际水稻所及亚洲发展银行杂交水稻项目的第四次技术委员会会议。7月赴香港中文大学考察并作学术报告。
2001年9月，袁隆平院士因在杂交水稻研究中有突出贡献，以及为亚洲带来粮食安全而获得菲律宾“麦格赛赛政府服务奖”。拉蒙·麦格赛赛奖被视为亚洲的诺贝尔奖。
2001年12月，经国家主席江泽民推荐，袁隆平院士赴委内瑞拉考察推广杂交水稻的可能性与前景。
2001年，袁隆平院士获湖南省农业科技工作“杰出贡献奖”。
2002年1月，第二届“袁隆平农业科技奖”颁奖。
2002年12月，由《科学中国人》杂志社发起，广大科教工作者参与的“科学中国人（2002）年度人物”评选活动揭晓，袁隆平院士荣膺“科学中国人（2002）年度人物”称号。
2002年5月13日至22日，袁隆平赴越南河内参加第四次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并考察义安省杂交水稻种植情况及南方种子公司。期间，获越南政府“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荣誉徽章。
2002年7月，分别赴香港参加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生物技术及作物改良会议；赴泰国曼谷参加由联合国粮农组织主持的“第二十次国际水稻委员会会议”。
2002年9月15日至19日，参加在北京举行的国际水稻大会，并作学术报告。
2003年3月，赴乌拉圭参加学术会议，并作“杂交水稻在中国的发展”学术报告。
2003年7月17日，海南省人民政府在三亚市举行仪式，聘请袁隆平院士为海南省政府高级科技顾问。
2003年8月，被天津市政府聘请为天津市特聘专家。
2003年10月1～4日，胡锦涛总书记在湖南调研期间，3日专程赴袁隆平院士主持的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详细察看了超级杂交稻选育项目的进展情况，充分肯定了他们作出的重大贡献。
2004年3月，出任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分中心首席科学家。
2004年5月，袁隆平获得沃尔夫奖，以色列总统为其颁奖。
2004年8月，袁隆平院士应马来西亚元首基金会邀请对马来西亚进行考察访问。
2004年9月，袁隆平获得泰国国王金镰奖。
2004年9月，受到来华访问的菲律宾总统阿罗约的接见，并授给嘉奖令。
2004年9月8—10日，主持杂交水稻研究40周年纪念大会暨国际杂交水稻与世界粮食安全论坛。
2004年10月，中国超级杂交稻研究第二期目标现场实测在深圳市龙岗区进行。有关专家对48亩实验田的超级杂交水稻晚稻的实测结果表明：每亩高达847公斤，标志着中国超级杂交稻育种研究继续领跑世界。
2004年10月，袁隆平获得美国世界粮食奖基金会颁发的世界粮食奖。
2004年11月，湖南省人民政府召开庆功大会祝贺袁隆平院士荣获“世界粮食奖”，并发出《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对袁隆平院士给予嘉奖的决定》。
2004年11月27日至12月2日，袁隆平赴菲律宾参加“国际水稻年庆祝仪式暨世界水稻大会”。
2004年年底，袁隆平获评中央电视台“感动中国·2004年度人物”十大人物之一。
2005年，被贵州省人民政府聘为贵州省农业科学院顾问。
2005年10月19日上午，应外交部邀请，袁隆平在外交部第四期大使参赞学习班上作有关杂交水稻的报告。
2005年11月，在2005年亚太地区种子协会（APSA）年会上，袁隆平院士被授予“APSA杰出研究成就奖”。
2006年4月25日，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评选揭晓：袁隆平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2006年9月20～21日，袁隆平院士出席由中宣部、中国伦理学会、湖南省委宣传部、长沙市委举办的第三届中国公民道德论坛并发言。
2007年3月16日，袁隆平赴香港中文大学联合书院参加“杰出学人到访”活动，并作学术报告。他表示：在第一、第二阶段取得良好成果的基础上，第三阶段超级杂交水稻育种计划已顺势推出，目标是在2015年将每亩水稻产量提高到900公斤，并达到“种三产四”，即种植3亩田，产出原来4亩田的稻谷。
2007年4月27日至5月7日，赴美国华盛顿参加美国科学院年会正式就任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并顺访休斯敦美国水稻技术公司和旧金山孟德尔公司。
2009年5月电影【袁隆平】发行。
2009年8月28日，回母校西南大学进行学术演讲，受到师生热情接待，上千名学子手捧鲜花、在雨中夹道呼喊着他的名字。
2009年9月14日，他作为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受到中共中央全体常委领导同志的亲切接见。
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逝世:“十大传播科技人物”唯袁隆平健在。
2009年11月4日“时代领跑者——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评选活动，经过公众投票和评委会评审，马恒昌、王进喜、袁隆平等60名劳模成为新中国成立60年来最具影响的劳动模范。评选结果在中华全国总工会和中央电视台联合主办的颁奖盛典上公布。
袁隆平简介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07
国际水稻研究所所长、印度前农业部长斯瓦米纳森博士高度评价说：“我们把袁隆平先生称为‘杂交水稻之父’，因为他的成就不仅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世界的骄傲，他的成就给人类带来了福音。”
1953年，袁隆平毕业于西南农学院（1985年更名为西南农业大学，2005年西南农业大学与西南师范大学合并组建为西南大学）。1964年开始研究杂交水稻，1973年实现三系配套，1974年育成第一个杂交水稻强优组合南优2号，1975年研制成功杂交水稻种植技术，从而为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奠定了基础。
袁隆平1980－1981年,袁隆平赴美任国际水稻研究所技术指导。1982年任全国杂交水稻专家顾问组副组长。1985年提出杂交水稻育种的战略设想，为杂交水稻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1987年任863计划两系杂交水稻专题的责任专家。1991年受聘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首席顾问。1995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1995年研制成功两系杂交水稻，1997年提出超级杂交稻育种技术路线，2000年实现了农业部制定的中国超级稻育种的第一期目标，2004年提前一年实现了超级稻第二期目标。
毕业后，袁隆平一直从事农业教育及杂交水稻研究。1971年至今任湖南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并任湖南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国家杂交水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先后获得“国家特等发明奖”、“首届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多项国内奖项和联合国“科学奖”、“沃尔夫奖”、“世界粮食奖”等11项国际大奖。出版中、英文专著6部，发表论文60余篇。
1.2007年十大经济年度特别荣誉奖;
3.国家特等发明奖;
4.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5.首届全国道德模范之“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1）1985.10，创造与发明奖章(杰出发明家)金奖，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颁（下同）
（2）1987.11，科学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3）1988.3，农学与营养奖，英国Rank基金会
（4）1993.4，拯救世界饥饿(研究)荣誉奖，美国Feinstein基金会
（5）1993年获美国菲因斯特基金“拯救饥饿奖”
（6） 1994，何梁何利基金奖
（7）1996.5，日经亚洲奖，日本经济新闻社
（8）1997.8，杂种优势利用杰出先驱科学家称号，作物遗传与杂种优势利用国际讨论会，墨西哥
（9） 1998.11，越光国际水稻奖，日本越光国际水稻奖事务局
（10）2001.8，拉蒙•麦格赛赛奖，菲律宾拉蒙•麦格赛赛基金会
（11）2004.5，沃尔夫奖，以色列沃尔夫基金会
（12） 2002年获越南政府“越南农业和农村发展荣誉徽章
（13）2004.10，世界粮食奖，世界粮食奖基金会
(14) 2008.03.30 中国著名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获颁“2007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奖”。
袁隆平----谁来养活中国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07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第五集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05
《钱学森》第五集
钱学森
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海军次长，在钱学森回国之前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宁可枪毙他，也不愿他回到中国，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强过五个师。这据著名的断言，已经被钱学森在1955年返回祖国之后的事实所证明。
钱学森
1980年5月18日，我国用自己研制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首次向太平洋预定海域进行全程发射试验获得圆满成功。钱学森坐在众多的航天人中间，迎接中国导弹发展史上崭新的一页，东风五号洲际导弹，作为中国第一代导弹的终极目标，钱学森完成了他的承诺和历史使命。
钱学森
我国向南太平洋发射洲际导弹的消息，在美国政府上下引起了极大的振动，1980年5月20日，美国合众社向全世界提供了一篇专稿，标题是《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写道，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慧人物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许多年以前，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美国政府因为害怕他回到中国，扣留了他五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钱学森，在这个名字背后，有着一段任何侦探小说和科学幻想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的不同寻常的经历。
钱学森与妻子蒋英
钱学森送给夫人的钢琴
钱学森家里有一架老式的三角钢琴，这是1947年他结婚时送给蒋英的礼物，这架钢琴陪伴他们从美国的麻省到加州，又千里迢迢的跟随他们一家回到中国，陪伴他们度过了一生的时光，蒋英是中央音乐学院的声乐教授，早年留学欧洲，研究最深刻的德国艺术歌曲，她把深厚的音乐修养融于西洋声乐的科学的演唱方法之中。钱学森习惯了在琴声与歌声的伴奏下读书思考，有时他也会哼唱一曲，钱学森主张搞科学研究的人，应该拥有艺术的广阔思维方法，这样可以避免死心眼，想问题能宽一点，活一点。晚年的钱学森依然在不停的思考，在沉思中倾听勃拉姆斯四个庄严的套曲。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第四集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05
《钱学森》第四集
出任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首任院长
从1956年开始，钱学森担任了这样一些职务，国防部导弹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一分院，也就是今天的中国运载火箭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以及从事相关基础研究工作的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第一任所长。由于这些机构的建立，中国在1964年成功发射了一颗自行研制的，射程为1200公里的中近程导弹。中国在1966年10月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导弹核武器。1970年，中国将第一颗重量为173公斤的人造地球卫星顺利地送入太空预定轨道。
1960年钱学森在某导弹基地指导工作
1966年10月27日，中国实验了一颗带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两弹结合实验的成功，对于钱学森来说意味着《1956年至1967年国家科学发展12年规划》中，由他主持制定的导弹研制领域预期目标提前一年完成了。中国导弹的发展，现在看来并不稀奇，而在1955年钱学森的这个建议是超前而大胆的，那时全世界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洲际导弹研制成功，不用说中国人对导弹没概念，就连发达国家的普通人对导弹也没有很清楚地认识。
1966年结合试验成功
导弹研制是一项庞大复杂的系统工程，如何处理复杂的难题，钱学森有他自己的独特方法，当时担任两弹结合实验协调组组长的谢光选院士给我们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年他们经过计算发现，核导弹碎片有千分之二的可能性，会落到负责监测的工作区，但是他自己怎么也说服不了在场的战士们向后撤离，这时钱学森来了，在问明情况之后，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部队不是常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吗，你们连万分之一都怕，难道不在乎这千分之二吗？
钱学森与毛主席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第三集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05
《钱学森》第三集
钱学森归国
从一离开美国开始，钱学森一直是世人关注的焦点，中外记者无不对这位火箭专家，返回中国后的生活充满好奇。1955年10月8日，一位香港《大公报》的记者，拍下了钱学森一家从香港步入深圳罗湖桥的镜头，他一手领着自己6岁的儿子，而另一只手却提着一把吉它。中国外交部委托香港中国旅行社安排他们一行30多名留学生乘火车从香港九龙进入深圳。当时主管科学和外交工作的陈毅副总理还特别指示中国科学院，要派专人前往罗湖口岸迎接。
1955年10月，钱学森到上海
1955年秋，钱学森并不知道自己的回国与中国的导弹发展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一路上参观访问，他感受到新中国对他的热情欢迎，这也使五年来备受压抑的心情豁然开朗。
为了尽快熟悉国内的情况，钱学森前往当时工业最发达的东北地区进行考察，为积极推进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储备力量的陈赓大将受彭德怀之托，与钱学森进行接触，陈赓问钱学森：“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 钱学森回答很干脆：“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大将听了以后非常高兴，说好极了，就要你这句话。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第二集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04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第一集
作者:admin 日期:2009-11-04
《宋庆龄》第6集
作者:admin 日期:2009-10-12
北京后海的36号是宋庆龄故居，一切都维持的着他生前的样子。院子里的人民始终恪守着自己的职责，仿佛还在等候着那位老人的车缓缓地开进来。
文献纪录片《宋庆龄》摄制组经过近一年的拍摄制作，从国内到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搜集到大量有关宋庆龄的影像资料，采访到近百位宋庆龄的亲属、历史事件见证人和知情者，挖掘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其中大部分影像资料是首次在中国与观众见面。宋庆龄的美丽源于自然，无需修饰，记录她人生轨迹的作品也是如此，无需刻意渲染，无需精细雕琢，她和她的人生原本就是美玉。那些凝固着人生瞬间的照片和影像，组成了她精彩纷呈的一生，那些生动的记载和回忆，述说着这位20世纪最伟大女性的情怀。
《宋庆龄》第5集
作者:admin 日期:2009-10-12
这是周恩来在1949年6月21日写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有一点涂抹的痕迹略诚渴望改成了谨诚渴望，后研究发现这是毛泽东的改的，毛泽东为什么要做这样的改动呢？
文献纪录片《宋庆龄》摄制组经过近一年的拍摄制作，从国内到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搜集到大量有关宋庆龄的影像资料，采访到近百位宋庆龄的亲属、历史事件见证人和知情者，挖掘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其中大部分影像资料是首次在中国与观众见面。宋庆龄的美丽源于自然，无需修饰，记录她人生轨迹的作品也是如此，无需刻意渲染，无需精细雕琢，她和她的人生原本就是美玉。那些凝固着人生瞬间的照片和影像，组成了她精彩纷呈的一生，那些生动的记载和回忆，述说着这位20世纪最伟大女性的情怀。
《宋庆龄》第4集
作者:admin 日期:2009-10-12
她手里紧握着一枚没有爆炸的炸弹，身后是刚刚被炮火轰塌的断壁残垣。这是1936年冬天的宋庆龄，那年年初日本军队进攻上海，宋庆龄以这样的方式表明她的决心。
文献纪录片《宋庆龄》摄制组经过近一年的拍摄制作，从国内到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搜集到大量有关宋庆龄的影像资料，采访到近百位宋庆龄的亲属、历史事件见证人和知情者，挖掘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其中大部分影像资料是首次在中国与观众见面。宋庆龄的美丽源于自然，无需修饰，记录她人生轨迹的作品也是如此，无需刻意渲染，无需精细雕琢，她和她的人生原本就是美玉。那些凝固着人生瞬间的照片和影像，组成了她精彩纷呈的一生，那些生动的记载和回忆，述说着这位20世纪最伟大女性的情怀。
《宋庆龄》第3集
作者:admin 日期:2009-10-12
北京西山碧云寺修建于明代，寺中有田字形的罗汉堂，在寺中的最高处，是汉白玉砌成的金刚宝座塔，宝塔的最前端是孙中山先生的衣冠瘃。1925年孙中山逝世后，灵柩在碧云寺停放当时年轻的宋庆龄，曾在这里为丈夫守灵。
文献纪录片《宋庆龄》摄制组经过近一年的拍摄制作，从国内到美国、日本、俄罗斯等国家搜集到大量有关宋庆龄的影像资料，采访到近百位宋庆龄的亲属、历史事件见证人和知情者，挖掘到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故事，其中大部分影像资料是首次在中国与观众见面。宋庆龄的美丽源于自然，无需修饰，记录她人生轨迹的作品也是如此，无需刻意渲染，无需精细雕琢，她和她的人生原本就是美玉。那些凝固着人生瞬间的照片和影像，组成了她精彩纷呈的一生，那些生动的记载和回忆，述说着这位20世纪最伟大女性的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