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梗概：

　　1976年七月末，唐山这个夏天热得有些不同寻常。

　　卡车司机方大强和妻子李元妮，与龙凤胎儿女方登、方达挤在狭小的房子里，一家人温馨和睦。方大强这次出车回来，给娘仨带来了普通人家难得一见的 物件——电风扇。姐弟俩抱着一路撒欢似地跑回家，惹得旁人侧目。李元妮看着孩子和丈夫，心中满是对未来好日子的憧憬。她不会想到，几个小时以后，一家人的 幸福会以怎样惨烈的方式被撕碎。

　　7月28日3时42分54秒，唐山大地震。为救孩子，方大强死了。方登方达被压在同一块水泥板下，从哪边开启，都意味着另外一个凶多吉少。救哪 个，决定权只能交给母亲。李元妮依稀听见方达微弱的喊声，四周余震不断，若不决定可能带来更大伤害。“救弟弟吧……”两个神志清醒的孩子清晰地听到母亲的 宣判。命运让她成了最残忍的人。夹裹着灰泥的大雨倾盆洒落，黑色的天幕下哀鸿遍野。

　　震后，李元妮独自抚养着儿子坚强生活。劫后余生的方登被军人王德清(陈道明饰) 夫妇领养，进入一个全新世界。23秒的天崩地裂，让母女姐弟从此天各一方，直到32年后的汶川大地震，他们的生命轨迹才重新有了交点……

有一外地人路过牟海（牟平、海阳）一带山村，时逢隆冬，风雪交加。艰难跋涉中，遇一村妇。那路人急于投宿，便问何处有客栈，村妇未答。那人又问：“若无客栈，能否借你家住一宿，暂避风寒？”没曾想那村妇这样说：“你张口就找客栈，俺还当你嫌弃俺庄户人家脏，不稀得住呢！”

随后一同进得村来，她把客人安顿好，转身走了。客人没多想吃饭的事，就上床休息。不大一会儿，村妇回来，见客人已早早歇下，不禁生气了，说：“你这个人是看俺管不起饭吗？”客人忙起身连连说“不”，走到灶间一看，桌上已摆满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风雪数日不停，客人心急如焚，但一日三餐，招待不走样。一天早饭后，风停雪消，客人急于赶路，但不敢不辞而别，坐等主人归来。中午时分，村妇外出归来，一看客人没走，又生气了，说：“你这人怎么这样，天好了还不快走？好吃好住的还想让俺养活你一辈子么？”客人连连作揖，表示数日打扰，感激不尽，掏出银两，意欲答谢。村妇一看，急眼了，大声问：“你还当俺真是开客栈的吗？”

胶东人的好客精神，不仅让外乡人感到宾至如归的温暖，如今更为胶东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平添了人文情愫。这份人脉，必将会世世传颂、代代相传。（高承柱王春燕）

 　　蜀绣的技艺特点有线法平顺光亮、针脚整齐、施针严谨、掺色柔和、车拧自如、劲气生动、虚实得体，任何一件蜀绣都淋漓地展示了这些独到的技艺，据统计, 蜀绣的针法有十二大类，一百二十二种。常用的针法有晕针、铺针、滚针、截针、掺针、沙针、盖针等。蜀绣常用晕针来表现绣物的质感，体现绣物的光、色、形，把绣 物绣得惟妙惟肖。如鲤鱼的灵动、金丝猴的敏捷、人物的秀美、山川的壮丽、花鸟的多姿、熊猫的憨态等，蜀绣绣法灵活，适应力强。一般绣品都采用绸、缎、绢、纱、绉作为面料，并根据绣物的需要，制作程序、配色、用线各不相同。
 　　蜀绣遍布四川民间，70年代末川西农村几乎是"家家女红，户户针工"，人数达四五千之多，相当于刺绣工厂在职职工的15倍。她们除刺绣被面、枕套、头巾、手巾、衬衣、桌布等几十个品种外，还积极生产外贸出口的生纺绣片、绣屏等。绣品仍保持浓厚的地方特色。蜀绣这一传统工艺的发展，时常得到画家的大力支持， 如《薛涛制笺图》绣屏，就是画家赵蕴玉提供绣稿，由刺绣工艺师加工再创造的一幅佳作。它还采用"线条绣"，在洁白的软缎面料上运用晕、纱、滚、藏、切等技法，以针代笔，以线作墨，绣出来的花纹线条流畅、潇洒光亮、色调柔和。不仅增添了笔墨的湿润感，还具有光洁透明的质感。

 　　由吴兴钱山漾古遗址出土的五千年前以家蚕丝织成的丝织物残片证明，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养蚕取丝的国家，而且发源于太湖流域，这就为苏绣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文献和实物的限制，苏州刺绣究竟始于何时，目前尚难以确切说明，但据刘向《说苑》载，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的春秋时期，吴地已有“绣衣而豹裘者”。三国时，东吴丞相赵达之妹，已能运用刺绣绣出了我国第一张山地八仙祝寿势军阵之图，时人谓之“针绝”。而《三国志·吴志·蒋钦传》上也记有“妻妾衣服，悉皆锦绣”之句，可见一千七百多年前苏州刺绣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上已达到可观的程度。

　　宋代，苏州刺绣已有了欣赏性的绣品出现，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在张应文著的《清秘藏》一书中说：“宋人之绣，针线细密，用线仅一二丝，用针如发细者为之，设色精妙，光彩射目。山水分远近之趣，楼阁得深邃之体，人物具瞻眺生动之情，花鸟极绰约唼喋之姿，佳者较画更胜。”，描绘了宋代苏绣已具有精工细作、形象真实生动的特点。 　　元代的苏绣，见诸文献记载的并不多，《清秘藏》中则道：“元人用线稍粗，落针不密，间用墨描眉目，不复宋人精工矣！”可见，元代的绣品较之宋代无多大进步。 　　明代，是苏绣发展中极为重要的一个历史阶段，一方面是社会对绣品需求的增长，促进了商品绣数量的增多；另一方面是嘉靖年间（1522-1566）上海“露香园顾绣”的出现，对苏绣风格的形成起了举足轻重的影响。顾绣代表人物韩希孟，是“露香园”主人顾名世的孙媳，她的艺术特点，在于利用绘画为基础，尽力发挥刺绣针法与调和色彩的表现能力，使绣品效果达到淋漓尽致、相得益彰。苏绣在吸取她的长处后，无论在原料、针法、绣工上，与当时的鲁绣、东北的缉线绣、北京的洒线绣截然不同，形成了图案秀丽、色彩文雅、针法活泼多变、绣工精细的特有风格，称誉全国猫　　清代，苏绣已成为苏州地区分布很广的家庭手工业，从事凤冠、霞帔、补子、官服、被面、枕套、鞋面、手帕、扇袋、挂件、荷包、帐帏、椅披、戏剧行头等各种各样绣品的制作。为营销绣品，各种绣庄应运而生，甚至出现了有关刺绣的专业坊巷，如“绣线巷”、“绣花弄”等，苏州被称为“绣市”。其时，双面绣开始出现，标志着苏绣有了高度的艺术技巧。当时，皇室的日用绣品或艺术绣品，多出自苏绣艺人之手。在民间，如蔡群秀、沈英、沈立、朱心柏、徐志勤、钱蕙、林抒、赵慧君、沈关关、杨和、金采兰、江缪贞、潘志玉、张元芷、郭桐先等一大批苏绣艺人脱颖而出，成为当时的著名绣家。其中，最杰出的则首推清末民初苏绣艺术家沈寿，她吸收了西洋画中的明暗原理，十分注重物象的逼真，首创了“仿真绣”，对苏绣技艺的改进、发展、推广、传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我国刺绣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民国时期，由于社会动荡，日寇侵华，百业萧条，苏绣生产呈现每况愈下之势，许多中、小绣庄纷纷倒闭，艺人、绣工纷纷转业，及至解放前夕，绣庄由全盛时的一百五十余家，衰减到了二十多家，从事刺绣生产的专业工人已寥寥无几。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对工艺美术“保护、发展、提高”方针指引下，地方政府通过组织城乡物资交流等方式，促进了绣品销售，提高了绣工的生产积极性。吴县镇湖、藏书、光福、通安、东渚、木渎、胥口等一带乡镇，几乎形成“家家有绣绷、户户有绣娘”的规模。据1990年时统计，吴县绣娘达十二万之众，人数之多，超过历史上任何朝代，苏绣进入了一个全面发展、提高的新时期。1958年，苏州开始推广机绣。20世纪80年代末，又部分采用电脑绣花，大大提高了日用绣品的生产能力。苏州城里几十个旅游点、几百家经销店内，绣品比目皆是。在刺绣行业里，分工也越来越细鸳鸯，其中有专门从事刺绣针法、工艺研究的苏州刺绣研究所，从事刺绣欣赏品和出口服装生产的苏州刺绣厂，从事刺绣日用品生产的苏州绣品厂，从事儿童绣衣和日用品生产的苏州刺绣童装厂与苏州儿童用品厂，从事剧装戏衣刺绣和制作的苏州剧装戏具厂，从事绣鞋生产的苏州工艺鞋厂，以及从事刺绣线生产的苏州花线厂等。

　　在20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这段时间里，这支苏绣大军，每年不但生产出大量的日用绣品满足市场需求，而且在拓宽新门类、采用新材料、应用新工艺等方面作了大量的探索和努力，把刺绣和镶、嵌、印、贴、雕、绘等各种技艺手段综合运用起来，制作出了一批批具有现代审美感的产品，使苏绣日用品很快发展至十多个大类、两千多个品种，产品远销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

　　与此同时，苏绣艺术品更以其旖旎之姿争芳于绣坛。除了“小猫”、“金鱼”等最常见的题材外，花鸟、走兽、山水、人物、静物等各种题材的作品异色纷呈，其表现的艺术幅度，远远超过以往。在技艺上，采用苏绣与发绣的结合，发绣与发刻的结合，刺绣与缂丝的结合，刺绣与缂毛的结合等作品也相继产生，为苏绣艺术的衍生和发展开创出了一条条新路，大大拓展了苏绣的表现能力和绣面效果。值得一提的是，1966年苏绣艺人创造出了绣品正背两面纹样、针法相同，色彩迥异的双面异色绣；1980年，苏绣艺人邱秀英、殷濂君首创成功了一种双面异色、异样、异针法刺绣（双面三异绣 ），首幅作品《猫狗图》的两面奇迹般地分别出现了猫与狗的不同图形，突破了双面绣两面图案必须一致的禁区，其技艺达到了鬼斧神工的程度。此后又有《金丝猴与哈巴狗》、《查尔斯与黛安娜》等双面三异绣作品产生。更难以置信的是，一名现年51岁的苏州须眉顾家翘，自1999年起，悉心研究苏绣技苏绣，先后以德国弗里茨·曼斯尼采和美国尼尔·巴尔的两幅人体摄影作品为蓝本，创制了一幅高56厘米、宽40厘米的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双面三异绣，同时开创了首幅人体摄影绣品和独自绣制（现存的双面三异绣均为两人以上合绣）的两个之最。接着，他又创制出了绝无仅有的以同一根线在绣品两面表现出不同针法的《月色荷塘》、《天鹅舞》等作品，开创了传统刺绣和现代科学融会的先河。2005年5月，他经过苦心钻研，划时代地创制出了一幅异线（羢）、异景、异色、异样、异针法的双面五异绣《白猫和熊猫》，以及通过灯光能尽现绣品细部的隐亮绣《东方明珠》，实现了历史性的重大突破。

　　随着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扩大，苏州刺绣成为联结各国人民友谊的纽带。1956年开始，苏绣艺人顾文霞、徐志慧、周巽先、钱漱渝、柳金燕等先后到英国、瑞士、德国、前苏联等国现场表演刺绣艺术。每年到苏州参观刺绣艺人操作和观赏作品的五洲宾客也约达十多万人次，其中包括德国前总理科尔，新加坡内阁资政李光耀等。苏绣被美誉为“有生命的静物”、“东方的艺术明珠”。同时，近百次为国礼馈赠国外元首，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主席、法国蓬皮杜总统、柬埔寨西哈努克亲王、日本中曾根首相等都曾因得到精湛的苏绣艺术品而欣喜。苏州刺绣研究所的作品先后在一百多个国家展出。苏州刺绣厂为维护苏绣的传承制定了“苏绣精品标准”。

　　为表彰能工巧匠在工艺美术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国务院自1991年起，先后授予苏州刺绣界的徐绍青、顾文霞、周爱珍、周巽先等四人为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批准的政府特殊津贴。徐绍青、李娥瑛、顾文霞、任嘒闲、周巽先、殷濂君、周爱珍、蒋雪苏绣等8人被授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称号，这是中国工艺美术界的最高荣誉称号。

　　改革开放以后，刺绣业的集体成分开始向私有化过渡。民营企业、民间绣庄时有开设，方兴未艾。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顾文霞、任嘒闲、蒋雪英也开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工作室。在苏州近郊，仍然活跃着几万名绣娘。东渚镇苏绣民营企业的和服、韩服的加工量，已分别占有日本、韩国的较大市场，成为我国最大的和服、韩服加工出口基地。镇湖镇总人口为1.9万人，从事刺绣、裱绣、绣框制作的从业人员就有1.1万人，一条街上开出了二百八十多家绣庄，还出现了姚建萍、姚惠芬、姚惠琴、卢福英、邹英姿等一批能绣制高档精品的后起之秀，在各项博览会和工艺品评比中摘金夺银。2003年，镇湖的绣品销售收入达到2亿元，刺绣成了当地的支柱产业。2000年，镇湖被文化部授予“中国民间（刺绣）艺术之乡”。2003年，木渎镇人民政府专门为民间刺绣艺术家姚建萍建立了“姚建萍刺绣艺术馆”，这是乡镇政府为民间艺人开办的第一个艺术馆。

　　苏州刺绣之所以令人爱不释手，是其品种、造型、图案、画稿、针法、绣法、色彩、技艺、装裱等多方面的综合体现，而针法的运用，是构成绣品各种艺术形象的语言。由沈寿口述、张謇手记的《雪宧绣谱》，汇集了其毕生的绣技经验，归纳的针法有18种，经后人的努力，现已发展到43种。基本针法有：齐针、正抢、反抢、迭抢、平套、散套、集套、擞和针、施针、接针、滚针、切针、辫子股、拉梭子、平金、盘金、打子、结子、拉尾子、鸡毛针、绒、格锦、编针、网绣、水纹针、桂花针、挑花、松针、戳纱、打点、乱针、扣绣等32种；辅助针法有：扎针、铺针、施毛针、旋毛针、刻鳞针等5种；变体绣针法有：迭绣、穿珠、帘绣、钉绣、贴绫、虚实针等6种。在欣赏品绣制过程中，艺人们为更好地表现物体的形态特征，常常是多种针法并用。如绣猫时，毛丝用施套针，眼珠和眼白用集套针、施针，胡须及眼眶用滚针，通过针法的灵活应用，使绣出的物像真实生动、质感毕现。

　　在苏绣众多针法中，近年来乱针绣异军突起，艺人们运用这一针法创作出了许多佳作。乱针绣，又名“正则绣”，系近代刺绣艺术家杨守玉于20世纪30年代在正则女子职业学校授教时始创。这种针法改变了传统刺绣“密接其针，排比其线”的方法，采用长短交叉线条，以分层加色手法来表现画面，尤宜绣制油画、素描、摄影为稿本的作品，其作品的艺术效果特别具有质感。经过杨守玉门人周巽先、任嘒闲、朱凤等苏绣名手的传授、推广，乱针绣已成为苏绣的主要绣种之一。作品有《列宁在拉兹里夫河边》、《齐白石像》、《虎丘》、《冒气的池塘》等。在乱针绣的基础上，又创新发展了虚实乱针绣、双面乱针绣、双面异样绣和双面异色异样异针法绣（双面三异绣）等刺绣技法，把乱针绣技艺提高到了一个崭新的水平。

　　苏绣还有一种“盘金绣”，其绣法以金线盘绕、丝线横向钉固，因此亦称为“钉绣”。主要用于龙袍、官服、礼服、旗袍、剧装上龙凤、山水、花卉以及其他装饰图案的绣制，作品金碧辉煌、雍容华贵。鼎盛时期，苏州周边乡村曾有数千绣娘从事盘金绣的绣制，但目前仅在长桥镇新南村一带，尚有四百多位老艺人为广东、新加坡等地加工服装饰花，年轻人因该手艺枯燥单调，工价又不高，不愿习此艺，盘金绣已呈后继乏人之势。

　　苏绣的技艺特色，大致可用 “平（绣面平伏）、齐（针脚整齐）、细（绣线纤细）、密（排丝紧密）、和（色彩调和）、顺（丝缕畅顺）、光（色泽光艳）、匀（皮头均匀）”八字来概括，有别于国内其他地区的绣品。

　　苏绣品种繁多，可分为两大类。一是日用品。有生活小用品，如荷包袋、香料袋、眼镜袋、折扇袋、名片袋、顺袋、团扇面、镜子套、小挂件等。有衣饰鞋帽，如披肩、旗袍、裙子、马甲、围涎、衬衣、虎头鞋、虎头帽，以及加工出口的日本和服、韩服等。有室内用品，如被面、枕套、桌围、椅帔、椅垫、门帘、台布、沙发靠垫、电风扇套、电视机套、空调机套等。以及其他用品如官服补子、车轿装饰、戏衣、寿衣等。日用品的传统图案有着纹样结构中心突出，造型艺术夸张，富有装饰味的特点。形式常见有单角花、对角花、四角花、一团四角花、满底花等。在用色方江南三月，苏绣一向讲究秀丽素静、随物赋彩，华而不俗、秾而不艳，这是有别于他绣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与苏州人民喜爱淡雅素丽的生活习性相一致，也与苏绣能够形成精细雅洁的特点休戚相关的。

　　二是欣赏品。有摆件（长、方、圆各种规格的台屏）、挂件（画片、立轴、镜片、中堂、对联等）、立件（单屏、折屏等）及册页等。其题材广泛，山水、人物、花卉、飞禽、走兽、静物、书法、装饰图案等均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现。欣赏品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小猫”和“金鱼”，为了生动表现出小猫蓬茸的毛丝和神态，绣工们不仅需要千针万线，还必须十分注重色彩的运用。仅以一只小小的猫眼而言，就要按照瞳孔受光部位的不同，以二十多种色线来表达，这样才能将猫眼绣“活”。1986年，在保加利亚举办的第六届普罗夫迪夫国际春季博览会上，苏州刺绣厂送展的一幅双面绣《长毛猫》荣获了金质奖。绣金鱼，为表达出金鱼尾巴的透明质感，绣工们往往要将一根头发般粗细的丝线“劈”成四十八分之一来绣制，绣出的金鱼出神入化，宛若在水中游动，给人以美的享受。1984年，苏州刺绣研究所送展的一幅双面绣《金鱼》获得了第五十六届波兰波兹南国际博览会金质奖。

　　苏州刺绣作为一门千年流传、繁衍的古艺，为美化历代人民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1986年10月，苏州市在景德路的明代建筑王鏊祠堂内建立了中国苏绣艺术博物馆，陈列有自汉代至今的绣品二百余件，其中有从北京大葆台燕王墓、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苏州虎丘塔等地出土的苏绣绣片、经帙、褡裢等日用品（部分为复制品）；有苏州制作的明代万历皇帝的缂丝衮服、孝靖皇后的刺绣“百子衣”、清乾隆帝朝服的复制品；有17世纪著名刺绣艺术家韩希孟的刺绣册页、清末民初苏绣艺术家沈寿的仿真绣，以及现代发展起来的双面异色绣、双面异色异样异针法绣等作品，成为展示苏绣历史和精品的一个重要窗口，受到人们的欢迎。在苏绣的发源地镇湖建造了中国刺绣艺术馆。

什么是历史？历史就是过去发生的事情，就是故事：而这些故事，自人类行为有文字记载以来就大部分埋藏在浩瀚的档案文献中，什么是历史研究？历史研究就是讲故事，就是把过去人类经历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现在的人们。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责任就在于揭开历史真相，尽可能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不断地发掘，梳理和解读原始档案和文献。唯有如此，人们才能越来越接近真实的历史，了解自己的过去。这是一个自古以来被中国史家遵循和推崇的简单道理，但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逐渐步入现代化的今天，这种信念似乎已经被许多人遗忘了，丢弃了，其实，人类社会越是走向现代化，走向文明，就越需要了解历史，了解文明的演进。这里就包含着档案工作者和历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因此，“老生常谈”在此时也许还是必要的。

冷战国际史(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是近十几年来的国际学界异军突起的一个研究领域，其最重要的标志和特点就是研究者广泛收集和利用各国的解密档案文献，努力重现以往被铁幕遮蔽的历史真相。而在目前中国的世界史和国际政治范围内，能够在同一水平与国外学者对话的，最突出、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冷战国际史研究。笔者想结合这一研究领域的种种案例，谈谈有关档案解密开放与利用的感受。

开放和利用档案是历史研究的必要前提

史学界有一种约定俗成的说法，即3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才能成为历史学研究的对象，这种说法的依据就是世界各国档案法规定的解密年限大体都是25-30年。因此，档案的开放和利用是历史研究的前提。

10年以来，冷战国际史研究新成果之所以层出不穷，首要推动力应是俄国档案文献的大量解密和广泛利用。作为冷战一方的原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尤其是曾作为冷战主角之一的俄国，在大范围内解密和公布以往鲜为人知的历史档案，已经成为20世纪末历史学界和档案学界的一件具有历史意义和轰动效应的大事。由于过去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资料长期处于封闭状态，人们对于冷战历史中诸问题的认识，以至对一些基本史事的了解，往往是片面的、迷惑的、不确定的，甚至是错误的。只有在这些历史档案大量解密并陆续公布于众的情况下，人们才有可能对过去的历史进行比较全面的重新认识。近几年，俄国档案管理趋于紧缩，但东欧各国的档案馆又为国际学者的综合利用打开了方便之门。更令人欣慰的是，中国外交部档案馆也于2004年对社会和国外开放了。与十几年前的情况完全不同，现在的第一手史料不是太少，而是太多。以1956年的波匈事件为例，不仅匈牙利、波兰、俄国以及西方的档案大量公布出来，人们甚至可以找到中国、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和东德等国家的相关档案。在这样丰富的史料基础上，只要研究者用心、刻苦，很多历史真相应该是可以探明的。遗憾的是，在中国目前的研究中，这些唾手可得的珍贵史料并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利用，还是有很多人热衷于按照自己头脑中固有的成见或构想，变换各种角度和理念去描述和解释历史，却很少踏踏实实地分析和解读已经呈现出来的丰富史料，甚至还有人沿袭“文革”时期的做法，迎合某种政治需要去任意剪裁历史，这就更令人可笑和担忧了。

关于档案对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公开发表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宣言，从而表明了中苏结成同盟的明显倾向。当时，留在南京的美国大使司徒雷登正在与中共秘密接触，甚至接到邀请北上面见中共领导人。同时，在米高扬1月底访问西柏坡后，苏共同意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那么，毛泽东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表明中共的立场？这里的关键问题就是刘少奇究竟是何时访苏的，但此事没有做过公开报道，研究者对此长期没有找到答案。1991年出版了师哲(刘少奇的俄文翻译)的回忆录，内称刘少奇一行是7月2日出发去莫斯科的。于是，学者们便推断，毛泽东在中共代表团出发前发表的这个宣言，就是为了向莫斯科表明中共积极靠拢苏联的立场，为刘少奇与斯大林的会见定调子或做铺垫，以便取得苏联的援助和支持。其结果，自然是放弃了与美国进一步接触的机会。但1996年有关档案文献的披露，完全推翻了这种看法。俄国公布的“斯大林的克里姆林宫工作日志”和斯大林与刘少奇的会谈记录清楚地表明，6月27日夜间，刘少奇与斯大林已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了成功的会谈。会谈记录显示，斯大林极其热情地接待了刘少奇，并且几乎答应了他所提出的一切要求，甚至还主动建议中共提前进军新疆。所以，毛泽东是在了解到斯大林的积极立场后，才下决心宣布向苏联“一边倒”的。有了莫斯科的支持、援助和保护，毛泽东就不再关心和顾忌美国的态度了。由此可以做出的推断是：第一，在中苏结盟的过程中，中国在客观上处于更为有力的外交地位；第二，毛泽东公开指责美国和拒绝走第三条道路的前提是已经与苏联确定了同盟关系。

如此看来，一两件档案的解密就足以改变人们对历史的认识。

对档案文献必须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解读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档案本身就是历史。中国外交部档案馆开放之初，吸引了国内外众多媒体。不少人以为，多年封闭的保密文件一旦开放，许多历史真相就会立即大白于天下，似乎档案解密本身就可以揭开历史谜团。这里包含了人们良好的愿望，也存在着极大的误会。殊不知，历史文献本身是不会说话的，且不说要在浩瀚的故纸堆中寻觅可以解开历史之谜的钥匙如同大海捞针——这需要历史学家事先了解问题的症结所在并付出辛勤的劳动，就是真找到了几件核心史料，也还需要研究者参照和对比其他已有的史料，进行认真梳理，缜密考证，如此才能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这里也举一个案例。

1958年8月23日毛泽东命令解放军炮击金门，在台湾海峡引发了一场危机，这是导致远东国际局势紧张的重大举动。作为同盟国，在此之前毛泽东是否征求过苏联领导人的意见，或向莫斯科通报过信息，关系到如何评判莫斯科对此事做出的反应，以及当时中苏军事合作关系的状况。笔者查阅了有关研究著作发现，许多研究者都认为中国事前向苏联通报了计划炮击金门的消息，但却都没有说明这个论据的出处。追根寻源，笔者看到，最早提出这种说法的是当时中国驻苏大使刘晓1986年出版的回忆录。刘晓说，赫鲁晓夫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问及炮击金门为何事先不通知苏联，中方答复已通过苏联军事顾问把此事通知苏联国防部了。后来，1959年赫鲁晓夫访华期间与中共领导人的会谈记录公布了，经查证，刘晓的说法是出自10月2日会谈记录中毛泽东的说法。有了这样的档案依据，似乎就可以证明以往的结论的正确性了。但是笔者仔细考察后发现，还有更多的档案依据证明情况恰恰相反。吴冷西回忆录引证的毛泽东在1958年11月郑州会议的讲话，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传》引证的毛泽东在1959年9月30日与赫鲁晓夫的谈话记录都表明，毛泽东曾亲口说，炮击金门的行动事先没有通报苏联，更没有与之协商过。此外，在炮击行动开始前二十多天赫鲁晓夫访问北京期间，毛泽东与他进行过4次谈话。经查证这几次谈话记录，中苏领导人根本就没有谈起远东国际局势的问题，更没有提及即将开始的军事行动。由此得出的结论是：鉴于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部事务，毛泽东在采取行动前没有向莫斯科请示和通报，但为了制约美国可能的干预，毛泽东又有意给外界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中国采取的这个军事行动是中苏协商的结果。至于毛在9月30日和10月2日两次会谈中的不同说法，则是因为不同的会谈气氛使然。

这个案例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必须克服一种心态，即当研究者发现了一件他长期寻找和期待的档案后，往往会感到兴奋，并迫不及待地依据这件档案做出相应的结论。如果不采取谨慎的态度，仔细进行对比、考证，即使利用原始档案，同样会做出与史实大相径庭的推断。

除了对档案内容的解读外，鉴别档案的形式也很重要。档案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包括会议记录(又分为速记记录和工作记录)、电报、信函、报告、决议草案、条约文本等等。对于研究者来说，这些文件都是同等重要的，不过由于研究对象不同，有时需要按不同层次区别对待之。例如，中国的许多论著都认为，1950年的中苏同盟条约最初是中方起草的，经苏方同意后形成了最后文本，其根据是1月25日毛泽东和2月8日周恩来给刘少奇的电报。尽管这里的依据也是原始档案，但是这两封电报所反映的只有当事人的说法，这显然是不够的。要确定条约的作者，最重要的当然是找到条约起草时的文本。而上述论著的研究者都没有提供中方起草的文本，笔者也曾试图在中国的档案馆寻找有关文件，但始终没有收获。与此同时，笔者却在俄国档案中发现了大量条约的文本。这里不仅有苏方1月6日至22日共7次起草和修改的俄文文本，23日苏方交给中方的俄文文本，以及24日中方修改后又退还苏方的译本，还有关于31日周恩来与米高扬商议条约文本的情况报告。所有这些文件都证明条约最初是苏方起草的，而中方没有提出原则性的修改意见。两相比较，自然是俄国档案对于所要回答的问题更具权威性和说服力。实际情况是，1月初中苏达成签订新约的一致意见后，毛泽东开始布置周恩来访苏及其他准备工作，斯大林则组织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并立即投入到条约及各项协定的起草工作。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而言，在提交中国代表团之前，苏方共修改了七稿，1月22日得到苏共中央批准，并于1月23日双方会谈时交给中方；中方研究后做了一些文字性修改，于24日退还苏方，苏方基本没有再改动；此后双方又交换过一次文本(均未改动)，并加以确认。在笔者看来，除非中国档案能够提供中方最初起草的条约文本，否则这个问题就没必要再争论下去了，需要的只是解释毛泽东和周恩来为什么会坚持电报中的说法。

不断接近历史的真实依靠不断发现新的档案

历史没有终点，这句话有两层含义：一方面指未来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一方面指人们对过去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是逐步接近于历史的真实的，而这种认识的基础就在于新史料的不断出现。在某种意义上讲，历史研究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的构件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思维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历史研究中还经常出现这样的情况，由于某些核心档案的缺失，历史学家在现有史料的基础上无法拼装完整的图像，无法讲述完整的故事，而只能等待新的档案文献的问世，因为他们必须遵守一个准则：言必有据，有一分史料说一分话。

朝鲜战争是冷战史研究中的热门话题。过去人们不能确切地知道毛泽东和斯大林对于朝鲜统一问题的态度，后来俄国档案披露了5月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主任金一访华与毛泽东的会谈记录，以及9月苏共中央主席团对驻苏使馆报告所做出的决议。由此得知，在1949年9月之前，苏联和中国都希望北朝鲜不要急于通过武力手段解决朝鲜民族的统一问题。但是，对于此后一个多月事情发展的进程，缺乏文献证据；后来又发现了一件俄国解密档案，即11月5日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电报，其中谈到：“鉴于您的10月21日关于朝鲜问题的电报内容，我们认为必须通报您，我们支持针对你们所说的问题的那种意见，同时我们将依照这种精神向朝鲜朋友提出我们的劝告。”不过，毛泽东来电究竟谈了什么意见，莫斯科将向朝鲜提出什么劝告，都没有说明，研究者也只能根据事态的逻辑发展进行猜测。直到2005年俄国学者又公布了一些解密档案，才把这一历史链条连接起来。在10月26日莫洛托夫为斯大林起草的一封以副外长葛罗米柯名义给毛泽东10月21日电报的回电中，讲明了背景情况：“我们赞同您的意见，目前，朝鲜人民军还不应实施进攻行动。我们也曾经向朝鲜朋友指出，他们拟组织的朝鲜人民军对南方的进攻还不能付诸实施，因为，无论从军事方面，还是从政治方面，这种进攻行动都没有充分地准备好。”“在我们看来，目前朝鲜朋友在争取朝鲜统一的斗争中，应该把自己的力量集中在开展游击运动，以及在朝鲜南部地区建立解放区和全面加强朝鲜人民军的工作上。”大概是出于谨慎的考虑，11月5日给毛泽东发电报时，斯大林没有采用莫洛托夫的草稿，而是使用了前引那件用语简单的电报稿。尽管如此，莫洛托夫的电报稿还是清楚地反映了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对朝鲜统一问题的一致立场。当然，这里还有一处小小的历史链条的“断裂”，即10月21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无论中国还是俄国，都还没有予以公布。就是说，如何解释毛泽东给斯大林发出电报的原因和背景，历史研究者只能等待档案的进一步解密和发掘。

所以，只有经过历史研究者细致地对他们所得到的档案文献进行考证和分析，并耐心地等待和发掘尚未被发现的档案资料，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越来越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面。在这个意义上，英国史学家卡尔的名言的确值得回味：“历史是历史学家与他的事实之间相互作用的连续不断的过程，是现在与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

谨防落入档案文献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

档案学家和历史学家经常会遇到有关档案的“真实性”和“客观性”的质询，这的确是不可忽视的问题。有一点应该特别注意：档案作者是根据他们自己的思想理念和对历史过程的观察来“制作档案”的，有时出于某种需要，档案作者也会在起草历史文件时留下言不由衷的记录，即如卡尔所说，有些历史文件很可能是其拟定者“希望别人想到他所想到的事情”。这里也有一个典型的例子。

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安理会，以至联合国连续通过了几个美国提案：1950年6月25日下午(美国东部时间)安理会通过的议案谴责“北朝鲜对大韩民国发动的武装进攻”，要求立即停止战争行动，北方军队撤回边界自己的一方，还要求联合国所有成员国支持联合国组织实施这一决议。根据这一决议，美国决定对战争进行军事干预。6月27日安理会再次通过决议，责成联合国向大韩民国提供可能需要的援助，以击退武装进攻并恢复这一地区的国际和平与安全。7月7日，还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的决议案。那么，苏联代表为什么没有及时返回联合国，以阻止联合国安理会通过显然是不利于北朝鲜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决议呢？在有关朝鲜战争历史的研究中，这始终是一个不解之谜。研究者对此有各不相同的理解，有人认为这是苏联外交的一次政策失误，也有人认为这是莫斯科有意为之；有人认为这是斯大林对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取得成功充满信心的表现，也有人认为这一做法恰恰证明斯大林与朝鲜战争的发动没有关系；有人认为苏联这样做与中苏同盟条约有关，即坚持在联合国没有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之前与其保持一致；也有人认为莫斯科这样做恰恰是出于对北京的不信任，其目的就是要造成中国与美国的对抗。不过，由于缺乏相关的文献证据，人们大多是简单地发表一下议论，很少有人进行专门的研究。

还有一个比较典型的事例。1987年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一封电报，各国学者据电报的内容推论，中国领导人在这一天便接受斯大林的建议，做出了出兵朝鲜的决定。因为是中国官方正式公布的档案文件，一直没有人对这个结论表示怀疑。但是，1995年底俄国学者公布了另一封10月2日毛泽东致斯大林电，在俄国档案馆里保存的这个档案原件显示，毛泽东提出了许多理由来证明中国不能出兵援助朝鲜。这件事曾在国际史学界引起了一番不小的风波。这两封电报究竟是一前一后，还是一真一假？经过认真的调查和分析，多数学者倾向于同意这两封电报都是真实的，只是中国档案馆保存的是毛泽东本人起草但一直没有发出的电报，而俄国保存的则是苏联大使罗申与毛泽东会谈后向莫斯科发回的转述毛泽东谈话内容的电报。实际情况是：10月1日接到斯大林的电报后，毛泽东便决心入朝作战，并起草了这封答复电报。但在10月2日的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决定再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商讨。由于未能取得一致意见，毛泽东只得连夜召见苏联大使，表示了中国暂不出兵的意见。罗申以此作为10月2日电报于10月3日发给斯大林。原来那封电报自然就没有发出，而是作为档案保存起来。直到出现了问题，人们才注意到整理档案时被忽略的一个细节：当时中共中央发出的电报都有杨 尚昆的签字和签发日期，而这封电报则没有任何签发的痕迹。

这里丝毫没有抹杀档案公布的作用和功能，更没有责怪档案整理者的意思——他们的辛苦工作是得到研究者广泛认可和赞同的，即使10月2日电报的真相也是在他们的帮助和努力下才得以查明的，而只是想客观地说明：仅仅依靠官方公布档案而不严格执行法律规定向研究者开放档案，可能会引出不小的问题。

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档案与历史的关系，那么或许可以这样说：过去档案创造了历史，而现在档案又成为历史的见证。可见，历史研究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档案的解密和发掘。因此，历史研究者迫切希望中国档案的保管、解密和使用逐步走向科学化、正规化和制度化。而新史料的不断涌现，又会反过来促使和推动研究者不断地对历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表述。如此循环往复，经过档案工作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共同努力，人们才有可能获得一幅逐步接近于真实的历史画卷。

不久前俄国学者披露了一份直接涉及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档案，引起了各国学者的注意。1950年8月27日，斯大林要求苏联驻布拉格大使口头向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哥特瓦尔德转达了如下内容：苏联“退出安理会的目的有四个：第一，表明苏联与新中国是团结一致的；第二，强调美国政策的荒诞愚蠢，因为它承认国民党政府这个稻草人是中国在安理会的代表，却不允许中国的真正代表进入安理会；第三，认定安理会在两个大国代表缺席的情况下做出的决定是非法的；第四，让美国放开手脚，利用在安理会中掌握的多数再做蠢事，从而在公众舆论面前暴露美国政府的真实面目”。斯大林进而认为，“我们已经达到了所有这些目的”，因为美国已经陷入朝鲜战争，其威望遭到败坏，且“注意力从欧洲被引向了远东”，从而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为巩固欧洲的社会主义争取了时间”，这一切都是对苏联有利的。公布这份档案的俄国学者列多夫斯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他对这个问题的解释，其主要观点是：第一，斯大林已经预计到美国必然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而且并不想阻止美国这样做，目的就是有意为美国人创造武装干涉朝鲜的条件，以便使美国陷入朝鲜战争不能自拔，从而削弱它在远东地区的实力，破坏其在欧洲的战略地位，同时推迟新的世界大战的爆发；第二，斯大林已经预计到，共产主义的中国有能力也愿意“帮助北朝鲜军队应付美国的干涉”，因为在莫斯科看来，毛泽东为了中国的安全，绝不会容许美国控制朝鲜，更不能让他们进入中国的东北边境地区。因此，毛泽东必然要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应该说，俄国学者对斯大林电报字面含义的这种理解是不错的，即苏联代表没有出席安理会阻止联合国通过美国的决议案，是经过慎重考虑和精心策划的一种策略，其目的就是要让美国陷身于朝鲜战争，然后再让中国出兵与之对抗，从而保证苏联在欧洲和国际力量对比中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斯大林这位“档案作者”想要人们理解的正是这个解释。按照这种看法，从1950年初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到莫斯科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再到战争爆发后苏联代表拒绝返回安理会，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预先精心设计好并有步骤、有计划地实施的。然而，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与已知史实也相距甚远。

首先，苏联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是为了加强与中国的同盟关系，而不是出于应付尚未发生的战争的考虑。在毛泽东1949年12月访苏的开始阶段，双方在是否签订一个新的中苏条约的问题各执己见，谈判陷入僵局。由于毛泽东的固执态度，以及西方舆论对中苏关系现状猜测而形成的压力，斯大林被迫让步，同意签订一个新条约。此时，美国决策层正在激烈辩论如何处理美中关系问题，结果是国务院主张抛弃蒋介石而尝试与共产党中国建立关系的意见占了上风。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发表了著名的关于台湾问题的演说，声明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如果在台湾海峡地区发生军事冲突，那是中国内战，美国不会干预。在中苏谈判进入关键的时刻，美国的公开宣言显然刺激了莫斯科。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国的关系，1月6日维辛斯基向毛泽东提出，希望中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交一个声明，说明国民党代表留在安理会是不合法的，应该排除在安理会之外”。同时表示，苏联方面也将发表声明支持中国的主张，并宣称“只要有国民党分子在安理会中，苏联代表就不参加安理会的工作”。1月8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周恩来致电联合国大会主席罗慕洛、秘书长赖伊并转安理会成员国：国民党代表留在安全理事会是非法的，应将其从安理会开除。1月10日苏联代表马立克提出了把国民党代表开除出安理会的提案。当1月13日苏联提案遭到否决后，马立克宣布苏联退出安理会，以实行抵制，同时指出：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安理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是非法的，对苏联不具有约束力。当天晚上再次与毛泽东会谈时，维辛斯基还指出，中国继续向联合国施加压力“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苏联拒绝参加安理会的工作“实际上将导致联合国事务的瘫痪”，而目前安理会的一些成员国非常担心出现这样的局面。由此可以看出，苏联退出安理会的这一举动是经过与中国领导人充分协商后采取的有准备的措施，其目的并非如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是有意把中国隔绝于国际社会之外，恰恰相反，斯大林这样做是进一步向毛泽东表示他对中苏结成同盟关系的重视：苏联将全力帮助中国进入联合国，从而使国际政治中的力量对比大大有利于社会主义阵营，否则，苏联宁愿与中国“同甘共苦”，而让联合国陷入瘫痪状态。此时，如何实现朝鲜统一的问题还没有列入莫斯科的议事日程。

其次，斯大林同意金日成实现朝鲜统一的计划的前提是预计美国不会或来不及进行武装干涉。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当斯大林与中国协商联合国代表权的问题时，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苏联将如何在国际舞台上面对此事，甚至当时根本就没有想到要在朝鲜半岛引发一场战争的问题。实际情况是，苏联退出安理会6天以后，即1月19日，斯大林接到苏联驻平壤使馆的来信，说金日成在一次宴会中再次提出只有使用武力手段才能解决朝鲜统一问题，并要求面见斯大林。对此，斯大林一直没有答复。1月26日，在莫斯科的中国代表团向苏联提交了中国方面有关大连、旅顺和中长铁路协定的方案，这一方案几乎完全推翻了苏联的方案。1月28日，苏联方面回复中国代表团，基本上同意了中国的方案，但从反复修改的几个文本可以看出，这种选择显然是被迫做出的。1月31日斯大林答复平壤，表示同意朝鲜的计划，并要金日成到莫斯科面谈。待中苏同盟条约签订、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以后，经过一段时间准备，金日成于4月10日秘密抵达莫斯科，与斯大林进行了十几天的商谈。会谈中，斯大林反复询问金日成有无必胜的把握，美国是否会干涉，如果美国干涉将如何应对。在得到金日成胸有成竹的回答后，斯大林终于同意全力支持朝鲜的军事计划。最后，斯大林要求金日成去北京，征求毛泽东对这一计划的意见。金日成走后，5月3日，斯大林通报毛泽东，金日成来过莫斯科，具体商谈的问题日后告知。随后，在莫斯科的催促下，金日成于13日秘密抵达北京，讲述了自己的计划。毛泽东最初感到意外，便紧急与莫斯科联系。斯大林致电报答复，说朝鲜的计划已经得到莫斯科同意，但最后的决定权在中国和朝鲜。毛泽东只得表示同意和支持金日成的行动。

根据上述史实，笔者曾做出推断，斯大林很可能是出于对中苏有关东北权益的协定不满(其中的重要内容就是苏联将失去中长路和旅顺港)，为了保证苏联在太平洋的出海口和不冻港——这是苏联远东战略利益的支撑点，才同意朝鲜的进攻计划的，而这样做的前提条件是金日成应在美国不干预或来不及干预的情况下迅速取得胜利。至于要求中国对这一行动的认可，一则是考虑到中苏同盟关系和中国在亚洲革命中的责任，二则是万一出现美国的干预可以指望中国对朝鲜提供支援。当然，这只是一个推断，但其基础确是已经掌握的史实。而根据上述历史过程，无论如何也无法做出以下推断：一、斯大林早在苏联代表退出联合国安理会时就计划发动朝鲜战争；二、斯大林在同意金日成的进攻计划时就预计甚至希望美国干预这场战争；三、斯大林当时就已经算定在美国介入战争后中国就会出兵朝鲜与美国军队作战。

其三，朝鲜战争爆发后苏联反应迟缓、平静并面临两难选择。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5日下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兰·柯克按照华盛顿的指示，要求紧急会见苏联外长维辛斯基，得到的答复是：今天是星期日，外交部的领导人都不在莫斯科。6月26日晚(美国时间27日中午)，苏联驻联合国外交官在长岛的斯德哥尔摩饭店举行私人午餐会，这是苏联人在抵制期间定期的社交活动之一，以便与安理会其他成员国保持政治联系。当时，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坐在美国代表格罗斯和苏联代表马立克中间。午餐快要结束的时候，赖伊告诉马立克说，他同其他外交官将前往安理会举行会议，询问苏联代表是否准备参加，并说：我认为贵国的利益是要求您出席的。格罗斯听后脸色煞白，他想用脚在桌子底下碰碰赖伊示意别再扯下去，因为苏联代表出席会议，无疑将使用否决权。但此时马立克摇摇头说：不，我不去。6月27日一整天，美国大使继续设法约见苏联外长，但始终未获成功。下午5时，柯克派人向苏联外交部转交了美国政府的备忘录，请求苏联政府向北朝鲜施加压力，停止军事进攻。6月29日联合国秘书长赖伊向苏联通知了安理会27日的决议。直到这个时候，莫斯科才正式做出反应。同一天，苏联第一副外长葛罗米柯会见美国大使柯克，向他递交了苏联政府关于朝鲜事件对美国备忘录的声明。声明说，对战争负责的应该是南朝鲜当局，苏联政府将继续遵循不干涉朝鲜内政的原则，而苏联政府无法参加联合国安理会，是因为美国拒绝中国出席，其结果使得安理会不可能做出具有合法效力的决定。同时，苏联政府还通知赖伊，奠斯科拒绝接受联合国安理会27日的决议。苏联政府如此迟缓、平静的反应以及在此后所作的公开声明表明：第一，苏联对这场突发的战争并不感到意外；第二，莫斯科坚持认为苏联代表的缺席会使得安理会做出的一切决议都不具合法性(在这一点上斯大林说的是实话，尽管已经毫无意义)；第三，关键的问题是，莫斯科只能采取置身事外的立场，因为如果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必将陷入两难选择的困境——不使用否决权就意味着对北朝鲜乃至社会主义阵营的背叛，使用否决权则等于承认在平壤的背后站着莫斯科，从而导致与美国和世界舆论的直接对立，而这都是斯大林不愿看到的结果。因此，苏联才会对返回安理会的“邀请”(赖伊)和“期待”(哥特瓦尔德)采取沉默和回避的态度。后来苏联代表返回安理会，只是现实让莫斯科意识到，苏联的缺席并没有对联合国成员国执行安理会决议产生任何影响，反而使自己因置身联合国之外而无法在国际社会发挥作用。

由此看来，斯大林的事后解释完全是言不由衷、掩人耳目、文过饰非。总之，档案文件中的白纸黑字未必就是历史的真实。如果研究者不加分析地完全相信档案作者或当事人的说法，那么就会掉入档案文献作者有意无意设置的陷阱。因此，当研究者得到了他多年可望而不可及的印有“机密”或“绝密”字样的档案文件时，万万不可匆忙依据这些档案文件的字面含义做出结论，而忽略了追本穷源。

档案文献往往需要以口述史料作为补充

收集史料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当事人进行采访，或广泛寻找当事人的回忆录。口述史料可以作为档案文献的补充，这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或者说是口述史料的两个功能：第一，帮助研究者解读档案文献；第二，在档案文献缺失的情况下，填补某些历史链条的空白。

档案文献自然是最重要的历史记录，但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即仅仅查阅那些白纸黑字会让人感到不知所云。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描述就能起到帮助研究者解读文件的作用。例如有关1956年10月刘少奇到莫斯科与苏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情况，俄国档案公布的24日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工作记录(速记记录尚未公布)就非常简单，只有几句前言不搭后语的文字，如“缺点是有的，应该纠正”，“有时是强加于人”，“形式上有时有匆忙做出决议的情况”，“他们带着准备好的决议来到这里”，“同苏共中央团结一致的保证”等。26日会议的记录更是令人摸不着头脑：“关于罗科索夫斯基一点是很关键的”，“哥穆尔卡太过分了”。在这个时候，当事人的回忆录就很重要了，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理解档案的文字记录。师哲在两次会议上都做刘少奇的翻译，根据他的回忆，刘少奇在会议上的发言长达两个小时，主旨是一方面在分析危机爆发的原因时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大民族主义错误，一方面表示中共要维护中苏团结，无论出现任何情况都保证与苏共站在一起。最后赫鲁晓夫发表讲话，表示完全同意刘少奇所提出的意见。至于26日会议的记录，根据当事人的回忆，实际上反映了当时刘少奇和赫鲁晓夫的共同看法：哥穆尔卡要把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排挤出波兰党的领导核心是中共和苏共都不能接受的。

还有一件趣事更说明问题。笔者曾在新疆伊犁档案馆发现了一个文件：1962年伊犁自治州党委在全州开展“三一”教育，即宣讲“一个党——中国共产党，一个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条道路—社会主义”。笔者当时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十几年，新疆的少数民族还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档案文献本身没有提供答案。后经过采访当事人才得知，从上世纪40年代起至1958年，伊犁地区的中小学少数民族学生一直使用的是苏联版本的教科书，以至孩子们只知有莫斯科而不知北京在哪里，许多年轻的知识分子则认为“中国是自己的第二祖国”。如果没有当事人对历史背景讲述，研究者实在难以猜测个中的原因。

口述史料有时候还可以弥补档案文献之缺乏。有些重要事件，可能根本就没有留下档案记录，如1950年10月5日讨论出兵朝鲜问题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据知情者说，当时为了保密，不允许与会者做任何记录，甚至用仪器检查了整个会议室。当然，更多的情况是相关的档案文献尚未开放。因此，研究者只能利用当事人的回忆来弥补这一缺陷，尽量把断裂的历史链条连接起来。例如，在朝鲜战争研究中，1950年10月11日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疗养地的会谈，是考察中苏对出兵朝鲜态度的最为重要的事件之一，但直到2005年之前，学者尚未见到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文献——中方当时没有做记录，而苏方的记录则一直找不到。好在参加会议的苏方译员费德林和中方译员师哲以及周恩来的机要秘书康一民都有关于这次会议的回忆录，尽管他们之间的说法各异，但毕竟给研究提供了考察的线索。否则，在描述中国出兵朝鲜这段历史时必然会留下令人遗憾的一页。当然，在可能的情况下，最终的判断还应该有档案文献做依据。后来，10月11日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联名电报的公布，终于让研究者可以对黑海会议的结果做出正确的结论了。

总之，在研究中，经学者的考辨，把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结合起来，就会使二者相互印证，相映成辉。

档案的开放和公布是两个不同概念

在目前的中国，所谓档案开放，是档案馆公开向社会开放，任何公民都可以在那里查阅和复制历史文件；而档案的公布，则是经有关部门批准，把档案馆中的历史文件交给专门人员进行整理和编辑，然后在相关媒体上公布，或以档案集或文献集的形式在社会上出版。对于研究者而言，这两种方式各有利弊。在档案馆中自行查找和复印文件，固然是一件十分艰苦的工作，需要档案利用者投入相当的时间和精力。而且还很可能劳而无功。但是，这仍然是历史研究者的基本要求，因为只有这样做才会在写作时感到踏实——该看的都看到了，没看到的或者尚未解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如何描述，如何落笔，作者心中就可以把握一个分寸。而使用经过整理和编辑的历史文件，对于研究者来说固然是最方便、最省力的，因而也是非常受欢迎的，但也存在一个弊病，即档案整理者的筛选未必是全面的、合理的，档案编辑者的解释也未必是客观的、正确的，因为在这里公布的档案受到整理者思想观点、知识背景、政治形势、专业水平等诸多方面的限制和影响，而历史研究者在文献中看到的只能是档案整理者想让他看到或认为他应该看到的。

笔者在2005年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召开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以下简称《刘文稿》)出版座谈上，曾经提出编辑档案文献的某些原则和规范问题。首先是挑选档案应该掌握什么原则。在笔者个人当时收集的俄国档案中，有关这一时期刘少奇与苏联交往的电报、文稿等共有17件(目前已增至26件)，而其中只有2件相同的中国档案被《刘文稿》收入并予以完整公布。其余15件多是刘少奇与苏方的谈话记录或往来函电，按说中方也应该存有文稿，即使会谈发生在莫斯科，而按照当时苏联的规定，是不允许中方记录的，但至少也应有会谈后的情况通报。笔者无法统计《刘文稿》公布的文件在中国保存的相关档案中所占的比例，不过，与个人收集的俄国档案相比，17：2(或26：2)的比例，差距似乎大了一些。其次是对档案进行删节应该掌握什么原则。例如1949年7月27日刘少奇与斯大林会谈的追记稿，本来有6个问题，《刘文稿》只公布了1个问题。根据第41页的注释所言，那几个问题“均为斯大林的谈话”，这应该就是删节的理由了。但1949年7月18日电也是斯大林的谈话，《刘文稿》初版是作为注释刊登的，而修订再版却列为了正文，这里似乎又不在乎讲话者是谁了。无论如何，刘少奇这次访苏与中苏结盟及新中国的未来发展之间关系极大，如果研究者能够知道斯大林谈话的详细内容，就会进一步搞清当时苏联对中共的选择究竟有什么影响，有多大影响。类似的删节，编选者或许并不经意，但往往会使研究者陷入迷宫。如《毛文稿》第一册公布的1950年10月13日致周恩来电，删节了“真日菲利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一行内容，岂不知这短短的几个字，恰恰就是当时判断10月11日斯大林与周恩来联名电报是否存在的唯一证据。所以。这种删节真是令人十分遗憾。

（注：凤凰网历史基于传递新闻价值之必要，特补发《档案春秋》2008年第2期标题为《热眼看冷战》一文，以飨读者。）

　　中国是筷箸的发源地，朝鲜、韩国、越南等国的用箸习俗皆由中国传入，我国乃世界用箸进餐国家和民族的母国，可是千百年来一日三餐筷不离手，习以为常，如今人们仅把它当成吃饭的工具，并未把这小小的筷子看做是我国四大发明之外的又一大发明。

　　不“动刀动枪”“和为贵”。

　　事实上，筷子的发明使用，对中华民族智慧的开发是有一定联系的。尽管是一双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筷子，但它能同时具有夹、拨、挑、扒、撮、撕等多种功能；而与看上去“动刀动枪”式的西方餐具相比，成双成对的筷子又多一份“和为贵”的意蕴。在民间，筷子被视为吉祥之物，出现在各民族的婚庆、丧葬等礼仪中。当我们仔细品味筷子的妙用时，更增添对祖先的崇拜之情。

筷子起源之筷箸溯源及发展

　　筷子，古称箸，它是当今世界上公认的独特餐具，对使用刀叉的欧美人士来说，学会用筷箸确有一定的难度，可一旦能熟练地操纵这两根小玩意，使用起来却是灵巧无比，所以西方有学者赞扬筷箸是吉老的东方文明代表，是华夏民族聪明和智慧的结晶。

　　我们的祖先以箸进餐大约有三千多年的历史，或许远远不止三千多年，可当今又有谁能说清中华箸文化起源的准确年代?中国每天有十多亿人口一日三餐筷不离手，正因为餐餐用筷、日日用筷、年年用筷、人人用筷，所以中国人对筷箸习以为常，视若无睹，因此历史上很少发现有关筷箸文化的记载，即使在某些古籍中偶而写有只字片语，也是记录其他事而非指箸本身而言。千百年来，也很少发现有专人对筷箸进行研究和探讨。

　　时至今日，筷箸可以说已成为当前以筷进餐的所有中国人共同关心的研究课题。

一、筷箸起源说

　　纣王是最单使用象牙箸的君王

　　我国是筷箸的发源地，用箸进餐历史悠久。古籍  以《韩非子·喻老》载：「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司马迁在《史记·宗微子世家》亦云「纣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杯；为玉杯，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这虽是对纣王生活奢侈而引起朝臣恐惧的陈述，但却从象牙筷所引起的宫廷事件中，为我们追溯箸的诞生与发展提供了最有价值的文字史料。纣为商代末朝的君主，以此推算，我国公元前1144年前後，也就是说我国在三千一百多年前已出现了精制的象牙箸。

　　也有人怀疑古籍「纣为象箸」的记载，他们认为河南河北等地根本无象，何来牙箸?据考古学家发现，在出土的商代甲骨文有「象」字，还有「茯象」和「来象」的记载。《吕氏春秋·古乐》中也有「商人服象」之句。据《本味篇》载：「旌象之约」，就是说象鼻也是一种美食。由此可知殷商时代中原野象成群。正因商代有象群遭到围猎，才有「纣为象箸」的可能。

　　古籍载：「纣始为象箸」，说的是纣王乃最早使用象牙箸的君王，而他并非是中国用箸第一人，箸的诞生应早於殷商若干年。

　　大禹为传说的中国用箸第一人

　　我国东北有一则民间传说，相传大禹在治理水患时三过家门而不入，都在野外进餐，有时时间紧迫，等兽肉刚烧开锅就急欲进食，然後开拔赶路。但汤水沸滚无法下手，就折树枝夹肉或粉粢(米饭)食之，这就是筷箸最初的雏形。传说虽非正史，但因熟食烫手，筷箸因运而生，这是合乎人类生活发展规律的。

　　《礼记》郑注云「以土涂生物，炮而食之」。这是把谷子以树叶包好，糊泥置火中烤熟。有专家认为这种烤食法也推动了箸之形成。当先民把包好涂泥的谷粒置火灰中烤时，为使其受熟均匀，不断用树枝拨动，我们聪明祖先也就是在拨动原始爆米花的过程中得到启发，天长日久，筷箸的雏形也渐渐地在先民手中出现。

　　这当然是推测，因为新石器时代末期进入到夏禹时代还没有文字，当时无法记录箸之发明过程，但饮食专家的这些推测是不无科学道理的。

　　《韩非子·喻老》称筷为「箸」，这再次佐证筷最初是以木竹为材质。因北方多木，而南方多竹，我们祖先便就地取材，故竹木是我国最原始的箸之原料。

　　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说：箸「从竹者声」，古人云：  「箸为挟提」而挟从木，这又一次旁证先民最早以细树杆或竹为挟食工具。不过用树枝、细竹从陶锅中挟取烫食到箸之形成，这是一个数百年甚至更远的漫长时间。

　　人类的历史，是进化的历史，随著饮食烹调方法改进，其饮食器具也随之不断发展。原始社会，大家以手抓食，到了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进餐大多采用蒸煮法，主食米豆用水煮成粥，副食菜肉加水烧成多汁的羹，食粥用上匕，从羹中捞取菜肉用餐匙极不方便，而以箸挟取菜叶食之却得心应手，所以《礼记·曲礼》说，「羹之有菜用挟，其无菜者不用挟。」郑玄注「挟，犹箸也。」由此可知，新石器时代羹为副主流，食羹用匙极不方便，以手来抓滚烫稀薄的羹，更是不可能的，於是箸便成了最理想的餐具。

　　总而言之，箸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远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在仰韶文化遗址中，已发现了匕匙。当历史推进到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的智慧有了一定的发展，生活条件也有所改善，单以匕匙进食已不能适应烹饪的进化，箸也就顺乎潮流而出现。不过四千年前的夏代，箸还处於雏形，後又经过数百年的不断演化，至商汤时代也就渐渐形成比虎口长一些的两根长短相同的小棍棍。继而发展到商代末期，纣为满足於自己君王奢侈的高贵生活需要，而下令猎象锯牙而制成象箸。

　　因箸的诞生史无记载，现在只能根据一些专家的种种推论和旁证来追溯占箸的产生，但我们认为箸的如此出现是历史推衍的必然结果。

二、历代筷箸简述

　　要论述筷箸，最好不要凭空而论，参照实物而论也许不会给人泛泛而谈之感。因为先秦之箸，多为竹木制品，不像青铜器埋入地下数千年依然形器完整，即使銹迹斑斑，或有些残缺，也可修复。而筷箸因身材细小，又是竹木材质，入土多易腐烂，根本无迹可寻。但是近五十年来，由於考古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从古墓中也发掘了一些古箸。

　　据《文物》1980年8期记载：「安徽贵池里山徽家冲窖藏出土，青铜箸一双。由於岁月的腐蚀两支铜箸长短不齐，但相差无几，平均为20公分，经考证为春秋晚期之物。」

　　最著名的为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1973年出土的三干多件精美文物中，有一双竹箸，长17公分，直径0．3公分。笔者1989年曾去长沙拜访湖南博物馆高馆长，当他知道我是一名热心的筷箸收藏研究者，即在我的请求下，提供了一张发掘一号汉墓现场的黑白照片(那时尚无彩照)。照片中为一漆案，案上放有漆盘、耳杯、酒卮等，而竹箸即斜放在耳杯上。这双二干一百多年前的西汉圆箸实物，现藏於湖南博物馆，可谓弥足珍贵。

　　湖北云梦大坟头，也出土了西汉竹箸16支。甘肃酒泉夏河青又出土了东汉铜箸一双，西汉出土筷箸较多，长沙仰天湖，湖北江陵凤凰山等地也有铜箸竹箸出土。而四川出土的东汉画像砖《宴饮图》中也出现了箸，三位席地而坐的饮宴者，左边一位手中托碗，碗中插有箸，而在另二位面前的低案上也放有箸两双，由此可知汉代使用箸者已较为普通。汉代箸之形状大多为首粗下足略细的圆形。而春秋时代的箸，多为上下一般粗细的圆柱体。相传西汉有位巨无霸，是位武将，他却以重约数斤的铁箸进食，以显示其臂腕有超人之力。

　　隋代长安李静训墓出土一双银箸，迄今为止是我国考古发现最早的银箸

　　古名医陈藏器说：「铜器上汗有毒，令人发恶疮内疽」。事实证明，铜氧化就会产生铜腥气，铁氧化銹迹斑斑，都难以进餐，故铁箸铜箸渐渐为银箸所替代。

　　在考古中，根据现在的资料，很少发现有三国、晋代和南北朝d的筷箸出土，这并不是说，这三四百年箸在这些朝代中有所减少，因为考古有很大的偶然性，再说这与当年的战乱和陪葬习俗也有很大关系。但从唐代出土大量的银箸来看，筷箸在魏晋南北朝的阶段有了很大的发展，在魏晋以前出土的多为竹木箸、牙骨箸和铜箸，而隋代长安李静训墓出土的一双银箸。长29公分，两头细、中间粗，这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的我国最早银箸。

　　唐代出土银箸，不但数量多，箸也长。

　　在我国历史上，从隋到唐的三百多年间，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人民的生活也比前朝有较大的提高，特别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冶炼水平有了更一步发展，所以金箸银箸也就在餐桌上不断出现。

　　《开元天宝遗事》云：  「宋璟为宰相，朝野人心归美焉，时春御宴，帝以所用金箸令内臣赐璟。」当年黄金餐具器皿为皇宫所垄断，北魏时，曾规定上自王公下至百姓，不许私养厂「金银工巧之人」，私造金器者是犯法的。所以当宋璟听说皇上赐他金箸，这位宰相十分惶恐，愣在恫陛前不知所措。唐玄宗见状说：「非赐汝金，盖赐卿以箸，表卿之直耳。」当宋璟知道是表彰他如同筷箸一样耿直刚正时，这才受宠若惊地接过金箸。但是这位「守法持正」的老臣，并不敢以金箸进餐，仅仅是把金箸供在相府而已。

　　但是以唐代出土的银箸来看，银箸却为达宫贵族及士大夫阶层所宠爱，现将唐代出土银箸列表於下：

唐代出土银箸（部分）简表

出土地点	数量（支）	质地	长度（公分）	器形特征	资料来源
河南洛阳涧河	2	银	15		《文物与参改资料》 1956~5期
河南偃师杏圆村	2	银	15.8	首有孔相接圆柱形，上粗下细	《考古》 1984~10期
江苏丹阳丁卯桥	6	银	22.2432	有六支刻有《力士》字样	《文物》 1982~1l期
陕西耀县背阴村	2	银	30		《文物》 1966~1期
陕西蓝田杨家沟	3	银	33		《考古与文物》 1980~1l期
浙江长兴下莘桥	30	银	33.1		《文物》 1980年U期

　　综观以上唐代出土银箸，不但数量多，箸也长，最长者竟有33.1公分，可春秋两汉间出土的各种筷箸中，多在17一18公分之间，最长5l公分，乃木质，银为贵重金属，其价格仅次於金，当年铸造如此长的大量银箸，亦反应出唐代的繁荣昌盛，国富民强。

　　唐代当年常举行盛大饮宴，让我们来欣赏敦煌473窟的壁画《宴饮图》。凉亭中长桌两边男左女右坐著四男五女，仅从女方一面来看，人人面前皆放有箸和匙。还有一幅西安出土的唐代墓室壁画《野宴图》，赴宴者人更多，坐立者十九人还有侍女两名，餐桌上放满了耳杯盘盏之类，同样也可明显的看到一双双横放的筷箸。

　　李白诗云：「金樽清酒斗十干，玉盘珍饯直万钱。」唐朝盛世饮宴之风风靡长安，美味佳肴丰富了，箸匙等餐具也向金银豪华方面发展，所以《墨子》说：「食必常饱，然后求美。」

宋代起，筷箸已朝向工艺品方向发展

　　宋辽夏元也有不少筷箸出土，质地多为银制和铜铸。若与唐代相比，相对较短，约在25公分左右，最短者仅15公分。根据现在材料看，没超过20公分以上者。

　　江西鄱阳东湖出土的两双北宋银箸，长23公分，箸上部有了新突破，改圆柱形为六棱形，其下端还是细圆柱形。

南宋银箸（江西安乐出土，图片来源：科学出版社《中国箸文化大观》）

　　在四川阆中丝绸厂出土的南末铜箸数量之多大大出乎意外，竟有244支，也就是122双，这批铜箸粗粗细细不一，直径0.3—0.6公分，箸长25公分，器形首粗足细，中部有弦纹。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的金代铜箸1双，长26.8公分，上部为六棱形，箸身有竹节纹饰。到了元代，箸形又有新的变化，安徽合肥孔庙出土的110根银箸，首部呈八角形，长度为26.5公分。

　　我们从宋、辽、金、元朝代出土的铜箸、银箸来看，其最大特征是器形多变，不像唐代以前的箸，多为素面圆柱体，甚为单调。

　　鄱阳东湖出土2双北宋银箸，对传统的圆柱形作了革新，改圆形为六棱形，而四川闽中出土的南末铜箸，箸上也出现了纹饰，可以说从末代起，筷箸不仅仅只注意它的实用性，进而开始向工艺品方向发展。

　　造箸的工匠们懂得，墨守成规难以有出路，他们需要显示自己的才华。在江苏无锡幸福水库出土的元代4支银箸上，工匠竟然大胆地镶上了自己的姓名。

方首圆足为明代箸的流行样式

　　数千年来，华夏箸文化一直在不断的发展，到了明代，箸的发展特别明显的一点，首方足圆。所谓“首方”，即是上部为方形；“足圆”，即箸的下半部为圆形。明代以前无论是银、铜、竹、木、牙箸等，大多为圆柱体，也有六棱形，但四方形极少，可是明代箸却以首方足圆为特徵。由前代的首粗足圆柱形箸改为首方足圆体，看起来变化并不大，但这一小小的改革有三大好处：

　　l、首先圆柱体筷箸容易滚动，而民间称之为四楞箸的首方足圆箸，不会滚动，设宴待客放在桌上很稳重。

　　2、四楞箸比圆形箸更稳当的橾纵，如吃拔丝类菜，方头筷握在手中用力拨菜也不易打滑，吃面条更得心应手。

　　3、四楞方箸为能工巧匠在箸上题诗刻字雕花提供了艺术发展良好条件。圆柱体筷箸难以表现绘画刻字，方箸不但可以两筷相应拼组成画幅，也可十双筷箸排列组成更大的画面。

　　所以说箸首由圆体发展为方体，为生产更精美的工艺筷奠定了广宽的基础。方箸既可以单面刻，也可双面刻，还可以四面刻，圆箸为此相形见绌。

明代象牙箸（山西太原出土，图片来源：科学出版社《中国箸文化大观》）

　　据1980年为7期《文物》载，四川珙县洛表公社的悬棺内，清理出一支明代红漆竹箸，箸长28公分，首方足圆，四楞上部刻有「江山口高曰月口长五子口阿旦休」草书体十四字，其中三字腐蚀难以辨认，由此可以说明，有了方箸也有了箸上诗词。

　　另在河南宁陵花冈明代的一艘木船中发现一支木箸，长达3l公分：无独有偶，也是方首圆足，还有北京定陵为明代神宗朱翊钧的陵墓，在1956年发掘的地宫中，除了出土有宝石金钗、金壶、金爵、金冠、金匙、箸瓶架等，瓶架上还插有乌木镶金箸。笔者曾慕名参观定陵，欣赏了陈列的明神宗陪葬品两双乌木镶金箸，此御箸也是首方足圆，不过四楞箸顶端镶有方金帽。经专家研究，方首圆足款式为明代箸的流行样式。

清代筷箸，多为竹木筷镶银，工艺精巧美观

　　清代的筷箸，其特点为制作工艺精巧美观。而竹木筷镶银者特别多。如上海民间民俗藏筷馆所收藏清代筷箸，就有象牙镶银箸，湘妃竹镶银箸、乌木镶银箸、红木镶银箸等。这些镶银筷，不但顶镶银帽，下镶6—7公分银套，还在帽顶镶有7—8公分银链，使两筷相系不离。这不仅仅是为了装饰性，给人以美感：还有它的实用性，两筷配对，易於保管，不会因遗失其一而失去作用。

　　清代筷箸既有上下双镶箸，也有三镶箸。《红楼梦》四十回中写道：「凤姐手裏拿著西洋布手巾，裹著一把乌木三镶银箸，按席摆下。」所谓《三镶》就是顶镶银帽，足镶银套，中部镶银环。不过到了清代末期，「中环」不再时兴，式样以环镶银链为多。

筷子於唐、宋、元、明、清统称「箸」。

　　　　筷子有多种名称，先秦时期称「挟」，也作「荚」。郑玄注释：「挟，犹箸也，今人谓箸为挟提。」汉代著名史学家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时，称商纣时期的筷子为「箸」，古写为「木箸」。两汉又出现了「筋」字。隋唐时李白《行路难》诗曰：「停杯投筋不能食」；杜甫《丽人行》诗云：「犀箸厌饮久来下，鍪刀镂切空纷纶。」从两位大诗人的诗句中，我们知道，唐代「筋」与「箸」通用。不过自唐代起，宋、元、明、清皆统一称「箸」。

　　但箸的名称，并非保持到底，明代发生了变化。明陆容《菽园杂记》云：吴俗舟人讳说，「住」与「箸」谐音，故改「箸为快儿」。因为吴中船民和渔民特别忌讳「箸」，他们最怕船「住」，船停住了，行船者也就没生意，他们更怕船「蛀」，木船「蛀」了漏水如何捕鱼。在这种迷信谐音的思想指导下，故见了「箸」反其道叫「快子」，以图吉利。明人李豫亨在《推蓬寤语》中说得更明白：「世有讳恶字而呼为美字者，如立箸讳滞，呼为快子。今因流传已久，至有士大夫间亦呼箸为快子者，忘其始也。」；虽然明代已有人称「箸」为「快」，但清康熙并不承认民间将快加了竹字头的「筷」字。这可以从《康熙字典》中仅收录「箸」而不收「筷」得到证明。但皇帝也难以抵挡民间怕犯忌，喜口彩的潮流。在《红楼梦》四十回，在贾母宴请刘姥姥一段中曹雪芹三处称「箸」，两次呼「筋」，而四次直接写明「筷子」。

　　当今社会，筷子的称呼己习以为常，但专家学者在书法、诗词作品和文章中依然称筷子为箸或筋，并没有如《推蓬寤语》所言「忘其始也」。

三、炎黄子孙何时用箸吃饭

　　现今人类进食的工具主要分三种：(1)欧美和北美一用刀、叉、匙，一餐饭三器并用。(2)中国、日本、越南、韩国和朝鲜等一用筷。(3)非洲、中东、印尼和印度等一以手抓食。

　　美国加州福尼亚大学名誉教授怀特调查後说：『用刀叉，手指和筷子吃饭的三类人，以强硬态度维据自己的餐具。』特别是手抓食者，常被人看作不文明，可他们却自我感觉良好。例如美国洛杉矶有一家菲律宾餐馆，大做广告以抓食为荣，公开警告那些不愿以手抓饭顾客，谢绝他们光临。

　　中国是筷箸的发源地，以筷进餐少说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以筷为食的母国，原来以手抓食的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尼等地，由於大批华侨以筷进餐，天长日久，当地居民受其影响，也学会以筷吃饭，故而华侨多以用筷进餐为荣。

　　说来令人不信，中国在发明了筷箸後，也曾有较长时间用手抓食。堂堂炎黄子孙，既然发明了灵活无比，拨、挑、挟、拌无所不能的筷子，为何放著不用，非要用两双半的肉筷呢?历史是微妙的，也是复杂的，对於筷箸的乡功能，我们的祖先无法一次清醒地完全认识，这才产生了曲折的过程。

　　要探讨中国人何时以箸吃饭的问题，也如筷箸何人发明一样，史无记载，但从史书只字片语中可找到一些线索，《礼记·曲礼上》 『 饭黍毋从箸』，这话说得很明白，就是吃黄米饭不要用筷子，《礼记》还有『共饭不泽手，的记载。所谓『共饭』，就是把饭盛在大器中，供席上抓食。所谓『泽手』，唐孔颖达疏：『古之礼饭不用箸，但用手，既於人共饭，手宜洁净，不得临时委莎手乃食，恐为人秽也。』《广韵》委莎：『雨手相切摩也』。这种动作既不雅观，且极为失礼，故而应当避免。由此可知先秦人们吃饭是不用箸而用手的。

　　《礼记·曲礼上》又载：『羹之有菜者用荚，无菜者不用荚。』荚也就是筷子。先秦时，菜除了生吃外，多用沸水煮食。按照当年礼制，箸只能用於挟取菜羹，饭是不能动箸的，否则被视为失礼。《史记》也有此说：『犀玉之器，象箸而羹。』所以当年箸的作用较单纯，仅是用来挟取菜羹而已，至於吃饭依然保持原始的习俗，抓而食之。不过古人也傻得可爱，祖上传下来的规炬，谁也不敢更改，怕违反食俗礼制。尽管抓食不卫生，又麻烦，但他们还是墨守成规，每餐以箸挟菜，以手捏饭，数百年不知改变。

　　行文至此，记得大陆电视连续剧《封神榜》中有这样一个镜头，西伯侯姬昌逃归西歧时，在路边一小饭铺就餐，手捧著一大碗白米饭用筷子不断送入口中：有民俗学者指出，编导太缺乏历史常识，殷纣时期堂堂西伯侯怎会违反以手抓食的礼制，而以箸吃饭呢?

　　那么从何时起，我国才出现以箸取菜同时又吃饭?这一问题现在也没有找到明确的文献资料，只能从旁证中找答案，要以箸吃饭必须有较轻小的碗，可商周时的食器都比较笨重，难以用一只手来捧持，另一只手用来握箸。即使是较小的『豆』，也是以盛肉为主，具有盖和高足，无法端在手中。到了西汉初年，才出现圆足的平底小圆碗。从洛阳、丹阳和屯溪出上的西汉墓葬碗、盘来看，不少是釉陶，份量较轻而色泽皎洁。这种碗显然可配合筷箸吃饭使用，再从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初期墓葬出土的成套漆制耳杯和竹箸来看，可以肯定那时进餐全以筷箸来一统天下了。

　　有民俗学者从考古角度来分析，战国晚期的墓葬中已很少发现盘、匝礼器。先秦之人因以手抓饭，所以饭前必以盘、匣洗手。随著时代的进化，先民懂得以箸代替手抓饭後，洗手不再是吃饭必要的礼仪，故用盘匝陪葬也逐减少。盥洗盘匣陪葬的消失，也可旁证箸在战国晚期或秦始皇统一中国後，已成为华夏民族食菜和饭的主要餐具。

　　我们再以事物发展规律来推论，当人们以左手取饭，右手握箸挟菜，一日三餐皆要如此，会不会有人感到这样进膳既麻烦又不方便?当饭前要洗手抓饭，饭後抓饭黏乎乎的手更要洗时，会不会有人在厌烦之际，忽然发觉荚箸不但有挟菜的作用，同时也有扒饭入口的功能呢?任何事物决不可能是静止的，一成不变的，礼制也是会有勇敢者突破的。当人们发现以手抓食的种种弊端，而又发现箸的优点和多功能，於是将墨守成规的进餐旧俗加以改革，这完全是人类进步的必然规律。从手抓饭到改以箸挟菜吃饭，必遇到礼制保守派的阻挠甚至攻击：另外，改箸来代替抓饭，还有习惯问题，所以这一改革，进度是十分缓慢的，决非一朝一夕能奏效。但筷箸的优越性和多功能是客观存在的。当我们祖先渐渐发现箸不但能夹，还能拨、挑、扒、撮、剥、戳、撕等，也就人人欣喜地以箸在餐桌上扮演了除淘汤外的一统天下的角色。随著历史的发展，烹调技艺的不断丰富，因为筷箸这一主要角色的存在，凉拌菜、面条、山西拨鱼、涮羊肉、拔丝苹果等适於筷箸的佳肴也应运而生。以手抓饭改为用箸而食，可以说是中华饮食文化中最早的筷箸革命。

四、筷子起源出民间传说

　　凡是使用过筷子者，不论华人或是老外，无不钦佩筷子的发明者。可是它是何人发明?何时创造呢?现在谁也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堂堂中华古国，却找不到记载这一对人类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点滴资料，不知是我们的先民当时缺少文字，或是记录筷子的书籍佚失殆尽?总之回答这个悬案的只有「史无记载」四个字。当然，研究筷箸文化，也不是找不到任何旁证材料，笔者曾先後搜集到三个有关筷子起源的传说。

　　民间传说，是劳动人民创作的与一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社会习俗有关的故事。虽然传说也是故事，但和故事又不同：故事可以随心所欲的编造，但传说却往往是历史的，与实际的事物相关联的产物，所以它包含了某种历史的实在因素，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特点。故而有关筷箸起源的传说，多少可为筷箸的溯源找到某些参考作用。

　　「神鸟救姜子牙」，流传於四川等地的筷子传说

　　姜子牙只会直钩钓鱼，其他事一件也不会，所以十分穷困。而他的老婆实在无法跟著过苦日子，就想书死他另嫁他人。

　　这天姜子牙钓鱼又两手空空回到家中，老婆说：「你饿了罢，我给你烧好了肉，你吃吧!」姜子牙确实饿了，就伸手去抓肉，窗外突然飞来一只鸟，啄了他一口，他痛得，啊呀-一声，肉没吃成，忙去赶鸟。当他第二次去拿肉时，鸟又啄他的手背。姜子牙犯疑了，鸟为什么两次啄我，难道这肉我吃不得?为了试鸟，他又第三次去抓肉，这时鸟又来啄他。他知道这是一只神鸟，於是装著赶鸟，一直追出门去，直追到一个无人的山坡上，见神鸟栖在一枝丝竹上，并呢喃鸣唱：「姜子牙呀姜子牙，吃肉不可用手抓，挟肉就在我足下……。」姜子牙听了神鸟的指点，忙摘了两根细丝竹回到家中。这时老婆又催他吃肉，於是姜子牙将两根细丝竹伸进碗中，刚想挟肉，只见丝竹叽叽地冒起一股股青烟。姜子牙假装不知放毒之事，对老婆说：「肉怎么会冒烟?难道有毒?」没毒，你知道丝竹是不能碰肉的。「真没毒，那你吃一块。」，说著姜子牙挟起肉就往老婆嘴里送，老婆脸都吓白了，忙逃出门去。

　　姜子牙明白这丝竹是神鸟送的神竹，任何毒物都能验出来，从此每餐都用两根丝竹进餐。此事传出後，他老婆不但不敢再下毒，而且四邻也纷纷学著用竹枝吃饭，後来效仿的人越来越多，用筷吃饭的习俗也就一代一代传了下来。

　　这个传说显然是崇拜姜子牙的产物，与史料记载也不符，因殷纣乇时代已出现了象牙箸，姜子牙和殷纣王是同年代的人，既然纣王已经在用象牙筷，那姜子牙的丝细竹筷，也就谈不上什么发明创造了。

　　商纣王笼妃妲己用玉发簪挟菜喂纣王是流传于江苏一带的筷子传说

　　商纣王喜怒无常，吃饭时不是说鱼肉不鲜，就是说鸡汤太烫，有时又说菜肴冰凉不能入口，为吃饭这件事很多厨师成了他的刀下之鬼。宠妃妲己也知道他难以侍奉，所以每次摆的酒宴，她都事先尝一尝，免得纣王又要发怒。有次，姐己尝到有碗佳肴太烫，可是撤换已来不及了，因纣王已来到餐席前。妲己为讨得纣王的欢心，急中生智，忙取下头上长长玉簪将菜挟起来吹了吹再送到纣王口中。纣王是荒淫无耻之徒，他认为由妲己挟菜喂饭是件享乐之事，於是天天要妲己如此。後来妲己即让工匠为她特制了两根玉箸挟菜，这就是最初玉筷雏型，以後这种挟菜方式传到了民间，於是中国产生了筷箸。

　　这则筷子传说不像第一个传说充满著神话色彩，而比较贴近生活，具有某些现实意义，但即使富於传奇性，也依然与事实不符。因为考古学家在安阳侯家庄1005号殷墓发掘出的铜箸，经考证其年代早於殷纣末期的纣王时代，所以显然筷子既不是纣王发明，也非姐己创造，应是更早的产物。

　　「大禹用树枝、细竹捞食锅中滚烫的食物」是流传於东北地区的筷子传说

　　尧舜时代，洪水泛滥成灾，舜命禹去治理水患。大禹受命後，发誓要为民清除洪水之困，所以三过家门而不入。他日日夜夜和凶水恶浪搏斗，别说休息，就是吃饭、睡觉也舍不得耽误一分一秒。

　　有次大禹乘船到一个岛中，饥饿难忍，就架起陶锅煮肉，肉沸熟後因为烫手无法用手抓食，大禹不愿等肉锅冷却而白白浪费时间，就砍下两根树枝把肉从汤中挟出，吃了起来。从此为节约时间，大禹总是以树枝、细竹从沸滚的锅中捞食，腾出时间处理急事。久而久之，大禹练就了熟练使细棍挟取食物的本领，手下的人见他这样吃菜，既不烫手，又不会使手上沾染油腻，也纷纷效仿，就这样渐渐形成了筷箸的雏形。

　　虽然传说主要是通过某种历史素材来表现人民群众对历史事件的理解、看法和感情，而不是严格再现历史事件本身。但听了大禹在治水中偶然产生使用筷箸的最初过程，使当今的人们相信是真实的情形，它比姜子牙和妲己制筷传说，显得更纯朴和具有真实性，也符合事物发展规律。

　　促成筷子诞生，最主要的契机应是熟食烫手，上古时代，因无金属器具，再因兽骨太短、极脆，加工不易，於是先民就随手采摘细竹和树枝来捞取熟食，当年处於荒野的环境中，人类生活在茂密的森林草丛洞穴里，最方便的材料莫过於树木，竹杆。正因如此，小棍细竹经过先民烤物时的拨弄，急取烫食时的捞挟，蒸煮谷黍时搅拌等，筷子的雏形逐渐出现，这是人类特殊环境下的必然发展规律，从现在筷子的形体来研究，它还带有原始竹木棍棒的特徵，即使经过三干余年的发展，其原始性依然无法改变。

　　当然，任何传说总是经过历代人民的取舍、剪裁、虚构、夸张、渲染甚至幻想艺术加工而成的，

　　大禹创筷传说也不例外，它是将数千年百姓逐渐摸索制筷的过程，集中到大禹这一典型人物身上。其实，筷箸的诞生应是先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并非某一人的功劳。不过筷箸可能起源於大禹时代，时经过数百年甚至干年的摸索和普及，到商代成了和匙共同使用的餐具。

【简介】
   黄道婆 又称黄婆，生于南宋末年淳祐年间，约1245年，松江府乌泥泾镇（今上海徐汇区东湾村）人。黄道婆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在生活的重压下，十二三岁就被卖给人家当童养媳。白天她下地干活，晚上她纺织布到深夜，还要遭受公婆、丈夫的非人虐待。沉重的苦难摧残着她，也磨炼了她，有一次，黄道婆被公婆、丈夫一顿毒打后，又被关在柴房不准吃饭，也不准睡觉。她再也忍受不住这种非人的折磨，决心逃出去另寻生路。半夜，她在房顶上掏洞逃了出来，躲在一条停泊在黄浦江边的海船上。后来就随船到了海南岛的崖州，即现在的海南崖县。在封建社会，一个从未出过远门的年轻妇女只身流落异乡，人生地疏，无依无靠，面临的困难可想而知。但是淳朴热情的黎族同胞十分同情黄道婆的不幸遭遇，接受了她，让她有了安身之所，并且在共同的劳动生活中，还把他们的纺织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当时黎族人民生产的黎单、黎饰、鞍塔闻名内外，棉纺织技术比较先进，黄道婆聪明勤奋，虚心向黎族同胞学习纺织技术，并且融合黎汉两族人民的纺织技术的长处，逐浙成为一个出色的纺织能手，在当地大受欢迎，和黄母祠黎族人民结下了深厚的情谊。在黎族地区生活了将近三十年。但是，黄道婆始终怀念自己的故乡。在元朝元贞年间，约1295年，她从崖州返回故乡,回到了乌泥泾。黄道婆重返故乡时，植棉业已经在长江流域大大普及，但纺织技术仍然很落后。她回来后，就致力于改革家乡落后的棉纺织生产工具，她根据自己几十年丰富的纺织经验，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精湛的织造技术传授给故乡人民。一边教黄母祠家乡妇女学会黎族的棉纺织技术，一边又着手改革出一套赶、弹、纺、织的工具：去籽搅车，弹棉椎弓，三锭脚踏纺纱车……。虽然她回乡几年后就离开了人世，但她的辛勤劳动对推动当地棉纺织业的迅速发展。在纺纱工艺上黄道婆更创造了新式纺车。当时淞江一带用报答都是旧式单锭手摇纺车，功效很低，要三四个人纺纱才能供上一架织布机的需要。黄道婆就跟木工师博一起，经过反复试验，把用于纺麻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使纺纱效率一下子提高了两三倍，而且操作也很省力。因此这种新式纺车很容易被大家接受，在淞江一带很快地推广开来。黄道婆除了在改革棉纺工具方面做出重要贡献以外，她还把从黎族人民那里学来的织造技术，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成一套比较先进的“错纱、配色、综线、絜花”等织造技术、热心向人们传授。因此，当时乌泥泾出产的被、褥、带、帨等棉织物，上有折枝、团凤、棋局、字样等各种美丽的图案，鲜艳如画。一时"乌泥泾被"不胫而走，附近上海、太仓等地竞相仿效。这些纺织品远销各地，很受欢迎，很快淞江一带就成为全国的棉织业中心，历几百年久而不衰。16世纪初，当地农民织出的布，一天就有上万匹。18世纪乃至19世纪，淞江布更远销欧美，获得了很高声誉。当时称淞江布匹“衣被天下”，这伟大的成就其中当然凝聚了黄道婆的大量心血。
【评价】
　　封建正史对科学技术有着一种无知的轻蔑，再加上对下层劳动人民的顽固偏见，所以对黄道婆这样一位伟大的纺织革新家及其杰出贡献，正史没有只言片语的记载，这是我国历史学的普遍性的遗憾。但人民是公正的,“黄婆婆，黄婆婆，教我纱，教我布，二只筒子，两匹布。”这是上海一带劳动人民世代相传的一首歌谣。这首歌谣歌颂的就是表达了人们对黄道婆为我国棉纺织技术作出卓越贡献的感激。黄道婆对棉纺织技术的巨大贡献，赢得了当地劳动人民深情的热爱和永久的纪念。黄道婆死后，大家举行了隆重的公葬，并且在乌泥泾镇替她修建祠堂，叫先棉祠。以后其他许多地方也先后为她修建祠堂，(上海县港口镇建有黄母祠)表达了广大劳动人民对这位棉纺织业的先驱者的感激和怀念。解放后，上海人民为纪念这位杰出的劳动妇女，在1957年4月，重新修整了黄道婆的墓，并且树立了新的墓碑，在碑上铭刻着她的光辉业绩。黄道婆是我国古代劳动妇女勤奋、聪明、慈爱、无私的杰出典型，她的名字和功绩将永远留在广大人民的记忆中。

年近八旬的周汉君希望有生之年看到民政部承认他父亲为烈士，七十年前他的父亲、军统北平站负责人周世光被日本宪兵队毒刑拷打后残酷杀害

本刊记者/汤涌

安徽省黄山太平镇的一个村子里，79岁的周汉君一直忙于寻找关于父亲的一切资料。他的父亲叫周世光，1938至1940年曾经是“军统”北平站的副站长，由于当时的站长马汉三长年在后方，周世光其实是当时军统北平工作的实际负责人。

“我父亲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英雄。”周汉君无数次对自己这样说。为此，他坚持搜索着自己记忆当中关于父亲的一切细节。

潜伏者周世光

“大丈夫，死就死了。你不要太难过。”这是周汉君记得的父亲最后的话，那是1940年，他9岁，父亲周世光被关在北京大学沙滩红楼地下室里，刑痕累累。七七事变之后，日本宪兵队把这所名校的地下室变成了一个审问拷打的地狱。

那一次母亲去给父亲送换洗衣服，周汉君只记得母亲不停地哭，而父亲，说了这样一句话，轻描淡写，没有那种后来的电影里烈士就义前的威武。不久，周世光被日本宪兵杀害，年仅32岁。

周汉君和父亲前前后后一起生活过两年时间，但在四个兄弟之中，他已经是和父亲相处时间最长的一个了。1935年底，经过蒋介石的南昌行营的训练后，周世光和后来任军统督察长的乔家才来到北平，周担任军统北平站书记。北平沦陷之后，周世光担任军统北平站副站长。

“那段时间我家经常搬家，”周汉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1939年3月我和母亲到北平找到了我父亲，在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我们搬了六次家。我至少记得小席胡同十一号、东城贡院七号、护国寺后院七号、府右街还有一处，90年代的时候我出差去北京，还曾经去找贡院我们曾经住过的房子，还在那里。”

做间谍的儿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周汉君曾经对一次搬家印象深刻，父亲急急地回来，说赶紧收拾，一家人上了人力车，邻居问起，周世光说，“带‘小蹦豆’(周世光的女儿，周汉君的妹妹，后来夭折了)去看病”。但是洋车进了协和医院，周世光绕上几绕，坐上别的车带着全家到了一处新家。周世光把儿子叫到跟前：“你这几天先不要出去玩，如果有人问你，你就说姓李。”周汉君则看到了父亲拿到了新的“良民证”。

周汉君近距离接触情报人员，是有一次父亲带他去澡堂泡澡，在池子里和一个身份不明的人聊了很久，周汉君发现那人把指挥刀和脱下的日式的军便服放在更衣处。周汉君童心大起，想把刀拔出来却不会拔，刀的主人看见了哈哈大笑，把周汉君抱过来教他如何拔刀。

当时周世光曾经以中国大学助教、燕京大学职员的身份在北平活动。燕京大学、中国大学、辅仁大学的学生当时都被认为是比较爱国的学生，周世光也主要和这几个大学的师生来往，从中发展爱国学生从事情报工作。周世光曾经和辅仁大学校长英千里(英若诚的父亲、英达的祖父)来往密切，周汉君也曾经见过这位虔诚的天主教徒校长。周世光被捕之后，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还曾经派人来周家探望过周汉君和他母亲。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美国校长司徒雷登和英美有密切关系的英千里都被日本宪兵抓进了监狱。1938年，周世光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过一次，由于应付得当，化险为夷，幸免于难。

“我们家也来过西什库教堂的神甫。”周汉君说，“我多年之后查资料才知道，原来那曾经是(军统)北平站的一个很重要的联络点，其他的，还有洋车行和鲜果店。”

平津两站被破坏

电视剧《潜伏》中描绘的军统天津站，在抗战爆发之前曾经是一支非常强大的特务力量，当时的军统内部认为天津站玩枪的实力第一。但是1938年之后，天津站的战斗素质大不如前。按照后来去台湾的“军统督察长”乔家才1990年时的回忆，当时他也观察了老部下周世光领导的北平站，北平站则是另外一种情况，周世光“斗志高昂、精神旺盛”。但周世光告诉乔家才，北平站的李少白已经背叛，已经获得了制裁李少白的许可。乔家才认识李少白，认为是一名青年才俊，因此建议周世光谨慎，最好把李少白送回重庆细细审查。

不过李少白很快就被 “执行了”，这次有争议的执行家法是由北平站李广和进行的。乔家才认为此人是一个爱吹嘘的人，居然敢带着手枪在北平街头逛，遇到同乡就跟人推心置腹，说自己是军统的中将特派员(当时戴笠只是少将)，李广和被日军逮捕后投敌，因为自吹中将还曾被日军派回重庆去劝降。

李少白被发现埋在了西直门内的一个葡萄园里，由于尸体埋得很浅，很快就被日本宪兵发现，并开始调查。日本宪兵队给当时的《北平晨报》提供的消息称，“其同伙间之私刑，极其残酷……转变者一名，系袒在雨中之葡萄园被扑杀。”

此时的北平站已经危机四伏。乔家才后来在台湾《中外杂志》发表回忆录，题为《想当年在敌后》，详尽地谈及周世光牺牲的始末。他曾建议天津站曾澈和北平站周世光都尽快离开，但两人都认为自己的工作没做完，不愿意走。1939年中秋节过后，天津站站长曾澈和两名组长、一位军事特派员遭到日本宪兵逮捕。此时重庆派来的新站长刘艺舟也来到了北平，但是周世光认为自己筹划已久的计划还没完成，没有交接工作。乔家才劝周世光：“天津出事、危及北平，应全力防范，不能再作行动，给日本宪兵以侦破机会。”

“北平没有做出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比不上上海，也比不上天津，我实在没有脸回去见戴先生(戴笠)。”周世光表示。乔家才则认为在沦陷区周旋了两年，已经是有不少苦劳了。他们谁也没能说服谁。乔家才感到风声越来越紧张，脱身去了张家口。周世光与李广和则在西单附近开枪打伤了一名地位很低的汉奸，这一枪导致了军统北平机关的全面暴露。

1939年10月24日，周世光在与人接头时被捕，囚禁于北京东城沙滩的日本宪兵队。日本宪兵发现北平站有一个庞大的刺杀计划，包括杉山元大将(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喜多诚一中将(日军在华北的特务头子)、王克敏(伪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伪内政部总长)……

那一批被杀害的平津两站重庆特工一共有14人，21人被判处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还有2人病死在狱中。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戴笠传》下册中，有“从容就义谈何易”一章，提到“北平区副区长周世光一一都死于敌手”。

烧掉“哀荣状”

周汉君在父亲被逮捕后也被关进了北大红楼的地下室，关了整整一夜，后来日本宪兵认为他们母子身上问不出太多东西，就把他们放了。

在目睹父母诀别之后，周汉君再也没有见过父亲。1940年8月25日的《北平晨报》号外刊登伪中华社消息，题目为《京津蓝衣社机关破获·首领曾澈等均被捕·遍张谍报网谋暗杀中日要人》，文章称周士光(周世光的化名之一)已经被处以死刑。周汉君的母亲黎绛英曾经去北京先农坛、地坛、永定门、八圣庙等刑场的坟地去找丈夫的尸首，都没有找到。

1945年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给周世光的家人颁发了“陆军预备16师上校参谋周士光抚恤令”。1947年，在戴笠飞机失事死亡一周年的纪念仪式上，周汉君作为遗属代表受邀参加，他的父亲周世光被追认了一个少将军衔，周汉君得到了一张有蒋中正签名的“哀荣状”。

在“国防部二厅”长长的走廊上，挂着军统能够找到的所有遇难者遗照，周汉君看见了自己父亲的照片挂在右手边的墙壁上，工作人员告诉他，“你的父亲是一位英雄，他是为国捐躯的。”

那天蒋介石、毛人凤和周汉君握了手，晚上有大规模的招待宴会和堂会戏，周汉君还记得当晚的戏是程派戏《荒山泪》，一部反战的戏。周汉君还见到不少像他这样的军统遗属，这些未成年的遗属子女一直得到“国防部二厅”提供的学费和膳食费，直到蒋介石逃离南京。当时有几个工作人员还给互相介绍，“你们不认识吗？你们的父亲是很好的朋友，是同事……”但是那些年纪相仿的少男少女后来少有来往，他们在1949年走上了不同的路。

因为有一个“大特务”的父亲，1952年，刚刚21岁、曾任安徽石台县县联社供销总社会计的周汉君在1952年“三反”“五反”运动当中，被以“贪污罪”和“反革命罪”逮捕入狱。周汉君在监狱里待到1956年才收到了判决书，判决书的说法是：“有贪污行为”“对自己的父亲是特务，不以为耻反以为功。”

刑期是有期徒刑三年，周汉君出狱的时候，监狱的负责同志对这位南京市立一中高中毕业、能写能算的年轻人依依不舍，“不如你呆满第四年，我们给你开工资好不好。”有点像《肖申克的救赎》。

周汉君谢绝了监狱的邀请，回到村子里成了一名农民，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重新回到当地的供销社货栈工作，那时他已经五十多岁了。上世纪90年代，周汉君才开始了为自己“翻案”的漫长努力，终于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干部身份。

而令周汉君万分遗憾的是，入狱时，周汉君的家被搜查过一次，后来反右和文革的时候，他的家又被抄过两次，他坚持把有“蒋中正”签字的军统烈士遗属“哀荣状”藏到了文革抄家之前，心里太害怕，还是在1966年下半年烧掉了。

错综复杂的身份

周世光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乱世中，因着大时代的影响，个人命运有了太多戏剧性因素。

“他到底是国民党，还是潜伏进国民党的共产党？”这个问题曾困扰了周汉君很多年。

在追寻父亲的身世的过程中，周汉君发现父亲周世光其实是湖南娄底人，在湖南他叫做周华封，娶妻曾谷珊，育有两子。可以确认的是，他在大革命时期曾经是一位共产党员，1926年曾经去安源发动过工人暴动。1928年革命转入低潮，周世光逃避追捕去了安徽石棣(后为石台县，今属于黄山市)，在那里和小学教员黎绛英结婚，生下周汉君。

在湖南家乡，周世光曾经被认为是一个被民团逼得下落不明的共产党，第一个妻子曾谷珊也不知道周世光后来做了军统特务，他在湖南的儿子周鼎基还以“革命有功人员子女”享受过少征公粮的照顾。

而周世光甚至不知道这个儿子的出生，他一心北上潜伏。1934年周世光联系上了昔日在安源的同事邓文仪，这位中国驻苏联使馆的首席武官曾经担任过蒋介石的侍从秘书，周世光和他联系上之后，加入了蒋介石的南昌行营成为情报人员。

上世纪80年代，湖南娄底市修《娄底市英烈》一书，将周世光为抗日牺牲的光荣事迹列入，但当时负责娄底市地方志编修的干部也不能确定，到底周世光是带着命令潜入了军统，还是脱离共产党后加入了军统？而革命低潮期，确实也有很多人在压力下重新做了抉择。

为了搞清楚父亲的身份，在因为反革命罪坐牢数年之后，周汉君找到了当年和自己的父亲一起从湖南逃到安徽避难的陈恕，陈恕后来在一所县城做小学老师。

“你去找刘少奇，他是你父亲的老同事，他可以帮你。”这是陈老师对周汉君的建议。但是这种可能性微乎其微。

周汉君也曾经找到过以前和父亲同事过的熊召璧女士，她曾经被军统安排扮演过周世光的“假太太”，在真太太到北平后就搬走了，有点像《潜伏》里翠平的角色。

她被日本宪兵队拷问后释放，抗战胜利后曾经在南京遇到过周汉君，周汉君问起自己的父亲，她说自己什么都不知道。“他为人审慎，从不多言，不知其渊源。”熊召璧说。

随着知情人的相继离世，周世光的真实身份成为了一个难解的谜，但是他为抗日捐躯的事迹毋庸置疑。

1984年周汉君重新工作之后，曾经借去北京出差的机会找到民政部，询问能否承认自己的父亲为烈士，但是当时的政策是，“国民党军队将士在正面战场上牺牲的，可以追认为烈士。”当时接待周汉君的干部非常尴尬地说：“您父亲是被宪兵队逮捕杀害的，不符合条件。”

2005年4月，两岸关系出现转机，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大陆，周汉君又一次找到民政部，得到的回答和21年前如出一辙。

“我只想问一句，我父亲因为抵抗日本侵略而被宪兵队杀害了，你说，他应该算是什么人？”周汉君这样问每个有关部门接待来访的干部，而回答几乎一致：

“从个人感情上，我认为他是民族英雄，但是政策……”

周汉君手头父亲的纪念品寥寥无几，几张父亲手写的信封，几张老照片。他本来有一张父亲手写的遗嘱，是母亲拿回换洗衣服时在血衣里拆出来的，显然这是一封早已写好的遗书：“吾为国事，今以身殉，从容就义，古人难之。吾获师承相国文公(文天祥)，凛存燕都之正气，虽死犹生……”

周世光的这份遗书在周汉君被判刑的那一年，被安徽石台县法院拿去装入了案件卷宗，现在周汉君只保留着复印件。

当然他忘不掉里面的任何一个字，他已经默默地背了成千上万遍了。

     郑州是一座古老的城市。早在3500年前，这里就是商王朝的重要都邑。郑州历史悠久，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孕育了中华民族及其光辉灿烂的文化。曾有夏、商、管、郑、韩5朝为都，隋、唐、五代、宋、金、元、明、清8代为州。辖区内发现有距今8000年的裴李岗文化，距今5000年的大河村、秦王寨等多种类型的仰韶文化与龙山文化遗址。据史籍记载，中华民族始族黄帝的出生地轩辕之丘，位于郑州市境内的新郑。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代曾建都于阳城（今郑州市登封），商王仲丁迁都于（今郑州市区），周武王封叔鲜于管（今郑州市区），表明郑州地区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期内曾是国家的政治中心。
    春秋战国时期，郑、韩先后在新郑建都，长达500多年。秦汉时期，郑州地区始置荥阳、巩、京、新郑等县，荥阳一度成为“富冠海内”的天下名都。之后，历代先后在郑州地区设置荥阳郡、北豫州、荥州等。隋开皇三年（公元583年）将荥州改为郑州。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置管州治所。管城作为郑州、管州州治，成为郑州地区政治、经济中心。隋炀帝开通大运河和通济渠后，郑州一度“商旅往返，船乘不绝“，成为全国水陆交通的重要枢纽。北宋建都汴京后，郑州属京畿路，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建为西辅，成为宋代四辅郡之一。明初，郑州划归开封府。清代，郑州两次升为直隶州。
    本世纪初，由于平汉和陇海铁路在郑州交汇，郑州的民族工业、手工业和商业得到较快发展。1923年，郑州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七“大罢工，在中国工运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1929年至于1931年郑州曾一度废县设市。1948年月10月22日，正式建立了郑州市，1954年成为河南省省会。

    陈永贵是在1975年1月中旬举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的，1980年9月的五届人大第三次会议上，他被解除副总理职务。一共当了5年零8个月副总理。
    说陈永贵是半文盲，是指他识字很少。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汇报大寨情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笳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陈永贵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他勉强能看报，不少字不认得，能大概知道意思。能写一两句话的条子，两百字的信。信都是由他口授，秘书记下来，或由秘书按他的意思写。他会写的汉字，超不过四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超不过1000个。
    他不识多少字，书本知识十分缺乏，但不能因此说他没有工作能力。他是个善于向社会实践学习的人，这方面的悟性很高，有某些政治家的素质。

陈副总理办公是世界一绝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陈永贵分工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要做指示，还要经常做报告。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划出来给他看，认不得的地方给他念念。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划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弄不懂，但划圈却划得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划圈这么快?”他说，他看华国锋、李先念划圈，他也就划圈。他信得过他们。
    陈永贵口才很好，讲话有点辩证法，经常有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随口说去，还很有点吸引力。到正正规规的公开大会上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就让秘书先按他的意思写出讲稿来，由他到会上去念。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4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100个字左右。县里有那么几个熟悉他认字习惯的秘书，把他的讲稿用正楷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别字。这样的讲稿，他才能念。

世界上唯一不拿国家工资的国家副总理

    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他是可以把自己农村户口迁到太原或北京来的，是应该拿国家工资的。但是他没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农民身份。这表示他永不脱离劳动人民，永远是一个农民官员。
    他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他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妻子做的老农民布鞋。他不要“铁饭碗”，不拿国家工资，平时也不让家属来北京住。他既然还是大寨公社的社员，回到大寨，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陈永贵当副总理，不拿国家工资，靠什么生活?开始，山西每月补贴给他60元，后来涨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国家再给他1.20元的伙食补助，到年底，大寨每年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的一年的平均工分(实际上他也仍然在领导着大寨)。分配时，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他的伙食比不上当时江浙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中等农民的水平。当了副总理，要见外宾，要视察工作，他不能脖子上再挂个旱烟袋，这一点，改成了吸香烟。他走到哪里，人家都把“中华”、“牡丹”放在他面前。他一生在钱财上公私分得很清，大概在吸烟这一点上有点私吸公烟。
    陈永贵当了一场10亿人口大国的副总理，最后是个穷人，算得上是一个“布衣宰相”。陈永贵不当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每月工资150元，同时每月给他50元保姆费。原来住在东城区副总理院让了出来，搬进了西城区木樨地的高干楼。他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据说国家给他免除了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不轻易坐国家给他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了，由她做饭。

世界上唯一从最高层到最低层层层都有官职的人

    陈永贵自从当了中央政治局委员，后来又成为国务院副总理以后，就成了世界上过去没有、大概以后也不会再有的特殊官。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还是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大寨党支部的日常事他顾不上，让郭凤莲接替他当了党支部书记，他仍挂着个大寨党支部委员的头衔，大寨的重要事情要请示他。他同时是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还是村里没品的小官。古今中外，这种怪现象，大概陈永贵是唯一的一人。山西省里的日常工作，他不怎么管。晋中地委他是一把手，他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当第一副书记，昔阳县他是一把手，也是安排了一个副书记替他管日常工作。
    到了这个份上，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呢?从县委、地委来说，省委是上级，可是从陈永贵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来说，省委又是下级。谁再敢管大寨的事?后来山西省、晋中地区向大寨发奖旗，不写“奖给”二字，写的是“赠给”，以表示发奖者的谦虚态度。

陈永贵争自由

    陈永贵到北京当大官，开始住在钓鱼台，江青等“四人帮”四处树敌，天天心惊肉跳。大寨、昔阳的干部来看老陈，还得费一番周折。
    陈永贵和昔阳带来的一名秘书、一名贴身警卫3个人住在一幢空大的房子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去开会，他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他好多文件看不懂，又不会看小说。他也不能老在院子里闲逛。服务员进房搞卫生，有纪律，只干活，不讲话。只有到晚上，大家休息了，警卫、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有了说话的对象，这才有了活气。这种生活对陈永贵来说，憋死人。
    他也不能随便出去。据说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他还曾提出干脆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因没法保卫，也不能去。他接近不了群众，听不到社会的各种声音，了解不到真情实事，又看不了许多材料，这样下去，时间长了，他觉得非变成个什么都不知道的傻子不可。他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陈永贵的要求，并赞扬了他。陈永贵就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他争到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大寨，这是他能真正自由自在的地方。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战士同行，他说：“我是个农民，回家劳动，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战士吗?”陈永贵解甲以后，中央大员的头衔没有了，他可以一个人上街跟老百姓聊天了。年轻人、小孩子见了他，叫他“永贵大叔”，他又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了。他终于又获得了多年前的那种自由。（据 《炎黄春秋》）
 

　　王怀庆是北洋军中老资格的将军，像曹锟、吴佩孚等人还在家乡吃老米的时候，他已经是北洋军的协统（旅长）了。虽然此公长期以来位不过师长，但由于长期担任北京的卫戍部队的首长，民国风云，什么事都赶上过，所以在民国史上还算有点知名度。北洋诸将很多都有外号，有好听点的，像吴佩孚叫“秀才将军”、冯玉祥叫“基督将军”，也有难听的，比如唐生智叫“和尚将军”、孙殿英叫“盗墓将军”、曹瑛叫“茶壶将军”（茶壶即妓院之杂役），王怀庆就属于有不雅的外号的一位，人称“马桶将军”。

　　马桶将军跟马桶的确有亲和力，无论在什么地方，没有枪可以，没有马桶不行，一具漆红烫金上面写着斗大的“王”字的马桶总是不离左右。办公桌后面放的不是椅子，而是马桶，办公就在马桶上公干。行军打仗，得有一个班左右的人马抬着马桶随行。只要看到那只硕大而且鲜艳的马桶，人们就知道这是谁的队伍了。攻山头的时候，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他坐在“王”字的马桶上督战，风景好得紧。

　　王怀庆喜爱马桶，是因为有便秘的毛病呢还就是嗜臭如兰，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公在他的部下和北洋圈子里，并不像他心爱的马桶那样臭。王怀庆从1905年当协统（旅长）开始，到1924年随着直系军阀的倒台而下野（属于跟错了人，非统驭无方也），在北洋高层混了近二十年，大旗不倒，比起他那些三五年部下就树倒猢狲散的同行来，简直可以称之为“长寿将军”了。这一点，说实在，跟他的用人，不无关系。

　　王怀庆的用人之术，说起来其实也简单，就是非老实人不用，挑兵不要市井之辈，越是山乡的农民越受欢迎，脚上有屎，手上有茧。这一点似乎跟曾国藩练湘军有点相似，其实不然，当年曾国藩虽然重乡农，是用书生带乡农，而人家马桶将军，却根本不要书生，进入民国之后，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一天天多了起来，其中不乏喝过洋墨水的，但王怀庆一个也不收，说是不好管也不好用，他提拔的人，无论张三李四，都是穿了军装的乡农。不管多么脓包，但只要满足一个条件就行，就是所有的军官都得无条件地忍受他的打骂。王怀庆每当要提拔某个人的时候，往往会无缘无故地当众将此人痛骂折辱甚至给一通拳脚，如果此人逆来顺受，唾面自干，那么第二天委任状就到了。时间一长，这个套路部下都摸熟了，只要谁哪天无故挨了打骂，其他的同僚就会赶紧让他请客，因为接下来人家就升了。

　　在北洋军阀时期倒戈、反叛随处可见的情形下，王大将军的部队确实像他心爱的马桶一样，固若金汤，不仅没有倒戈的，连捣乱的都没有。只不过，这种军队是不能打仗的，充其量只配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看家护院，连看家护院也没有看好，因为当时的北京治安也不怎么样。

　　政治体系的稳定和效率是一对矛盾，如果过于追求稳定，结果很可能就变成一只大而无当的马桶。

来源:燕南网

中国新闻网 2010年03月31日 14:25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中国人使用筷子用餐是从远古流传下来的，古时又称其为“箸”。日常生活中对筷子的运用是非常有讲究的。一般我们在使用筷子时，正确的使用方法是用右手执筷，大拇指和食指捏住筷子的上端，另外三个手指自然弯曲扶住筷子，且要把筷子两端对齐。用餐前筷子要整齐地码放在饭碗的右侧，用餐后则要整齐地竖向码放在饭碗的正中。但是，绝对禁忌以下十二种筷子的使用方法。

　　一、三长两短。这意思就是说在用餐前或用餐过程当中，将筷子长短不齐地放在桌子上。这种做法是不大吉利的，通常我们管它叫“三长两短”，其意思是代表“死亡”。因为过去中国人死后是要装进棺材的，在人装进去还没有盖上棺盖的时候，这棺材的组成部分是前后两块短木板，两旁加底部共三块长木板，五块木板合在一起做成的棺材正好是三长两短，所以说这是极为不吉利的事情。

　　二、仙人指路。这种拿筷子的方法是用大拇指和中指、无名指、小指捏住筷子，而食指伸出。这在北京人眼里叫“骂大街”。因为吃饭时食指若伸出，就会总在不停地指着别人。一般伸出食指去指对方时，大都带有指责的意思。所以吃饭拿筷子时用手指人，就如同在指责别人一样，是不被允许的。还有一种情况也是这种意思，就是吃饭时同别人交谈并用筷子指人。

　　三、品箸留声。其做法是把筷子的一端含在嘴里，用嘴来回去嘬，并不时地发出咝咝的声响。这种行为被视为不雅。如果餐桌上出现这种现象，会被认为是缺少家教，同样不被允许。

　　四、击盏敲盅。这种行为被看作乞丐要饭，其做法是在用餐时拿筷子敲打盘碗。因为过去只有要饭的才用筷子击打要饭盆，用发出的声响配上嘴里的哀告，引起行人的注意并给予施舍。

　　五、执箸巡城。这种做法是手里拿着筷子，做旁若无人状，用筷子来回在桌子上的菜盘里来回巡，不知从哪里下筷为好。此种行为是典型的缺乏修养的表现，且目中无人，极其令人反感。

　　六、迷箸刨坟。这是指手里拿着筷子在菜盘里不住地扒拉，以求寻找猎物，就像盗墓刨坟一般。这种做法同“迷箸巡城”相近，都属于缺乏教养的做法，会令人生厌。

　　七、泪箸遗珠。实际上这是指用筷子往自己盘子里夹菜时，手里不利落，将菜汤流到其他菜里或桌子上。这种做法被视为严重失礼，同样是不可取的。

　　八、颠倒乾坤。就是用餐时将筷子颠倒使用，这种做法是会被人看不起的，正所谓饥不择食，以至于将筷子使倒了，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九、定海神针。在用餐时拿一只筷子去插盘子里的菜品，这一举动，如同当众对人伸出中指，这是对同桌用餐人的一种羞辱。因此是一种极不礼貌的举动。

　　十、当众上香。是指出于好心帮别人盛饭时，为了方便省事把一副筷子插在饭中递给对方。这会被人视为大不敬。因为按照中国的传统习俗，为死人上香时才这样做的，所以，如果把筷子插在饭中，那无疑是把对方视同于死人一样，是绝不被接受的。

　　十一、交叉十字。这一点往往不被人们所注意，在用餐时将筷子随便交叉放在桌上，这也是不对的。中国人认为在饭桌上打叉子，是对同桌其他人的全部否定，也是对自己的不尊敬，因为过去吃官司画供时才打叉子的，这无疑也是在否定自己。

　　十二、落地惊神。所谓“落地惊神”的意思是指失手将筷子掉落在地上，这是严重失礼的表现。因为中国人认为，祖先们全都长眠在地下，不应当受到打搅，筷子落地就等于惊动了地下的祖先，这是大不孝，所以这种行为也是不被允许的。

　　(摘自《中国饮食文化》时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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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刘应亮;
【文献出处】 创业者 , [英文刊名], 编辑部邮箱 1994年 05期 
期刊荣誉：ASPT来源刊  CJFD收录刊
【中文关键词】 房中术; 男子; 肾气; 性生活; 生殖功能; 中国传统; 祖国医学; 古代; 黄帝内经; 性知识;
【摘要】 <正> 夫妻房事(性生活)在古代是作为一种隐私,忌讳公开谈论的。但是,在古医书中,出于保健的目的,也有记载。古代的房中术,鱼龙混杂,既有一些荒诞淫秽的内容,也有相当丰富的合乎科学的性知识。我们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祖国医学认为,肾气盛,则生殖功能正常,生育的
【DOI】 CNKI:SUN:CYZE.0.1994-05-009
【更新日期】 2007-10-18
【分类号】 R167
【正文快照】 夫妻房事(性生活)在古代是作为一种隐私,忌讳公开谈论的。但是,在古医书中,出于保健的目的,也有记载。古代的房中术,鱼龙混杂,既有一些荒诞淫秽的内容,也有相当丰富的合乎科学的性知识。我们应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 祖国医学认为,’肾气盛,则生殖功能正常,生育的后代也能票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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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贵尊人间天子，穿的是龙袍，住的地方是金鸾宝殿，行以辇代步。食，自然也不同寻常。皇帝如何吃饭，是不是如普通人家那般，一家老小围坐一桌？吃的是不是山珍海味、满汉全席？在魏晋时期，曾有用人乳汁做菜的传说，后来的皇帝御膳中是不是这样？

这个问题在过去是皇家机密，秘不示人。

皇帝喜欢“吃独食儿”

皇帝怎么吃饭，各个朝代有各个朝代的吃法。饭菜的丰盛程度和搭配方法，也因皇帝们口味和喜欢的不同而有异。目前知道比较多的是明清皇家的吃法。

皇帝并不都是一日3餐，有的多，有的少。如清朝皇帝，一般每天只吃两顿饭，即早膳和晚膳。

皇家自称孤家，吃饭时也是自己一个人吃，在专设的桌子前单独进餐，民间称为“吃独食儿”。虽然皇帝喜欢吃独食儿，但吃饭时不会就他一个人，旁边会有侍候的宦官——侍膳太监。因为菜太多，桌子摆得满满的，用餐时远处的菜便够不着。但不必担心，皇帝吃饭时，并不用自己夹菜，太监会送到嘴边。

皇帝用膳时，除了太监在场，不远处还会站着听赏的人，如宠臣、皇子。皇帝不想吃，或是一时高兴，更多时候是吃不完，就会把美食赏赐下去。被赏的人只能在另设的桌子前，站着吃完。因为是皇帝赏的，即使不饿不想吃也得吃，而且要表示“味道好极了”。

早期，帝王吃饭时还会有乐队助兴，后来的皇帝只有寿诞或庆典活动的餐会上，才会用乐。但吃饭时摆谱，却一直被发扬光大，直到晚清仍是如此。

清末代皇帝溥仪在其自传《我的前半生》一书中，讲到了这点——

关于皇帝吃饭，另有一套专业术语：是绝对不准别人说错的。饭不叫饭而叫“膳”，吃饭叫“进膳”，开饭叫“传膳”，厨房叫“御膳房”。到了吃饭的时候——并无固定时间，完全由皇帝自己决定——我吩咐一声“传膳！”，跟前的御前小太监便照样向守在养心殿的明殿上的殿上太监说一声“传膳！”殿上太监又把这话传给鹄立在养心门外的太监，他再传给候在西长街的御膳房太监······这样一直传进了御膳房里面。不等回声消失，一个犹如过嫁妆的行列巳经走出了御膳房。这是由几十名穿戴齐整的太监们组成的队伍，抬着大小七张膳桌，捧着几十个绘有金龙的朱漆盒，浩浩荡荡地直奔养心殿而来。进到明殿里，由套上自袖头的小太监接过，在东暖阁摆好，平日菜肴两桌，冬天另设一桌火锅，此外有各种点心，米膳，粥品三桌，咸菜一小桌。

所谓的“摆谱”，不是东北人的摆家谱，而是摆菜谱。清朝标准御膳，每顿饭有120道菜，要摆三张大桌。此外还有主食、点心、果品等。后来，有的皇帝觉得这样太浪费，菜谱变少，120道减为64道；慈禧太后的老公奕詝当皇帝时的咸丰年间，又减为32道；奕詝死后，垂帘听政的慈安太后，再减为24道。慈安太后死后，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又摆起了谱，恢复了每顿饭百道大菜的老规矩，一顿饭少说要花200两银子。

称皇帝吃饭时摆谱还有一层意思，就是每道菜名叫什么，掌勺的大厨是谁，在盘子边都要标得一清二楚。这样一是保证饭菜的质量，显掌勺的手艺；二是万一饭菜出了质量问题，比如有毒，追究起来也方便。如今上等级饭店也会这样做，不知是不是学自皇家。

防御膳里下毒的招儿

皇帝的餐具也是有讲究的，以金银器为主，即使是陶瓷制品，也是上好的质地。其中，金质碗、碟、盘等器皿最能显示皇家的气派，故而皇家都喜欢“金饭碗儿”。如果改用其他质地的器皿盛饭菜，会惹主子生气的。

清顺治皇帝御制《端敬皇后行状》中透露了当初废掉皇后博尔济吉特氏的情况，原因之一就是她“癖嗜奢侈”，“尝膳时，有一器非金者，辄怫然不悦”。

除了金器，银器在皇帝的餐具中，也占有很大比例。如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十一月初三日《御膳房金银玉器底档》所记的餐具如下——

金羹匙1件、金匙1件、金叉子1件、金镶牙箸1双、银西洋热水锅2口、有盖银热锅23口、有盖小银热锅6口、无盖银热锅10口、银锅1口、银锅盖1个、银饭罐4件、有盖银桃子6件、银镟子4件、有盖银暖碗24件、银盖碗6件、银钟盖5件、银錾花碗盖2件、银匙2件、银羹匙13件、半边黑漆葫芦1个、内盛银碗6件、银桶1件、内盛金镶牙箸2双、银匙2件、乌木筷10双、高丽布3块、白纺丝1块、黑漆葫芦1个、内盛皮7寸碗2件、皮5寸碗2件、银镶里皮茶碗10件、银镶里5寸无分皮碗1件、银镶里罄口3寸6分皮碗9件、银镶里3寸皮碗22件、银镶里皮碟10件、银镶里皮套杯6件、皮3寸5分碟10件、汉玉镶嵌紫檀银羹匙、商丝银匙、商丝银叉子2件、商丝银筷2双、银镶里葫芦碗48件、银镶红彩漆碗16件。

从这份档案中可看出，乾隆所用餐具中，绝大部分都是银器。如果说皇家喜欢金，那是为了显示气派和高贵，而使用银器，则有很多实际功能。

在中国历史上，并不乏皇帝被人在饭菜中做手脚而毒死的事件。《资治通鉴·晋纪八》(卷86)记载，汉惠帝司马衷，“食饼中毒，庚午，崩于显阳殿”。所以，皇家为了保证食品安全，过去通常有两种办法，一是在皇帝用膳前让别人先尝，这差事往往是侍膳太监的份内事，叫做“尝膳”。如果有毒，皇帝就可躲开毙命的危险。再是，餐前验毒，常用工具就是银器。

过去清宫盛装御膳的器皿外会挂一个小银牌，在拿开盖罩后，太监会当着皇帝的面，把银牌放进汤菜里试一下。溥仪证实了这一点，“每个菜碟或菜碗都有一个银牌，这是为了戒备下毒而设的”。

原来，如果有毒，银牌立刻就会变黑。现代科学已证明，这种方法是简单有效的。因为银碰到硫化物会起化学反应，生成黑色的硫化银。过去常用毒药，如砒霜(三氧化二砷)在提取时往往含有硫化物，所以银器测毒很灵验。

清朝皇帝喜欢吃鸭子

过去曾有用人乳汁做菜给皇帝吃的传说，甚至有皇帝食用活人脑的野闻。但从明清御膳谱来看，并没有这些东西。不过，御膳做起来更讲究是不争的事实。御膳都是些什么菜？品种不少，但一般离不了猪羊鸡鸭鱼肉，关键是做法上有诸多讲究。

以清朝的御膳为例，清宫档案记载，皇帝每天的份例是——

盘肉22斤，汤肉5斤，猪油1斤，羊2只，鸡5只，鸭3只，白菜、菠菜、香菜、芹菜、韭菜等共19斤，萝卜60个，包瓜、冬瓜各1个。苤蓝、蕹菜各6斤，葱6斤，酱和清酱各3斤，醋2斤，玉泉酒4两。

早晚随膳饽饽8盘，每盘30个(一盘饽饽用上等白面4斤，香油1斤，芝麻1合5勺，澄沙3合，白糖、核桃仁和黑枣各12两)，御茶房备例用乳牛50头，每头牛日产乳2斤，玉泉水12罐，乳油1斤，茶叶75包(每包2两)。

这一份例，当时需花费银子50两，一年算来就是1万8250两。如果加上逢年过节、喜庆活动时开支，一年吃掉几万两银子是常事。

清朝皇帝和南京人一样——喜欢吃鸭子，每顿御膳里总少不了鸭子。乾隆五十三年(公元1788年)七月初七“七巧节”，乾隆早膳里便有酒炖鸭子、托汤鸭子、清蒸鸭子。

乾隆喜欢吃鸭子还吃出了一道名菜“干菜鸭子”，据一大饭店掌勺说，乾隆下江南时，听说水乡鸭子好吃，便生尝鲜之意。时已近午，担心乾隆怪罪，厨子赶时间，连鸭毛都未拔干净，这怎么办是好。这厨子也会忽悠，顺手撒了把黑干菜和光鸭一起下锅，以掩鸭毛。谁想平时都是吃宫廷味惯了乾隆，换个口儿感觉新鲜，大赞味道鲜美。因为皇帝都爱吃，一道名菜就这么出来了。这个传说并不可信，很可能是饭店编出来的胡话，但却说明了乾隆喜欢吃鸭子的事情。

再如，慈禧太后的日常御膳谱里有焖蒸鸭子、清炖鸭子、烤鸭，鸭舌、鸭掌、鸭肫、鸭肝、鸭肠，她都爱吃。

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抄一张“宣统四年二月糙卷单”，时溥仪仅7岁，早膳却近30道菜，其中有三鲜鸭子、鸭条熘海参、鸭丁熘葛仙米。

因为慈禧喜欢吃鸭子，还有人因此交了好运。清末名太监小德张便是其中之一。小德张能成为慈禧面前的红人，可以查到的原因是他擅做一道慈禧喜欢吃的菜——烩鸭条。

当年曾在清宫御膳房呆过的温宝田回忆——

因为他能炒几样慈禧爱吃的菜，而且又处处表现得“忠心耿耿”，慈禧就命他在“寿膳房”兼任“掌案”，每天每顿他都得炒几样他的拿手好菜，如烩鸭条、炒干兰豆腐、炒胡萝卜酱、炒黄瓜酱等，专供慈禧吃用。又因他对下以打人不留情闻名，更深得慈禧的信任，认为“膳房重地”，非有这样“忠诚可靠”的人去监督一切不能放心，于是他在慈禧的心目中，就成了一个离不开的重要人物。在宫中时不用说，即慈禧住颐和园时，也总是命他住在仁寿殿的南院，专管饮食方面的事。

而且，清朝御膳房里的大厨也很会做鸭子。如慈禧喜欢吃的焖蒸鸭子，洗净去内脏，装入瓷罐，用文火煮上两天，把鸭肉整得酥烂，才好。清炖鸭子得花上三天工夫，去掉毛和内脏后，将鸭子放进坩锅里蒸三天，才成。金鱼鸭掌的做法更绝，先将鸭掌放入锅中，清水煮15分钟，五成熟取出，剔掉骨头与掌心硬茧，再将香料和玉兰花放入其中，混煮，清爽可口。

清朝皇帝为什么喜欢吃鸭子？目前还是谜。据说鸭肉清火平气，如烩鸭条的功效，菜谱上便标明：补虚养身调理、清热去火调理、便秘调理、健脾开胃调理。吃点鸭子是不是正好可以“去火”。当然，各个皇帝喜欢吃鸭子的原因可能不同，比如慈禧，她喜欢吃鸭子则可能更多地考虑“补虚养身”，据传她还有出恭不畅之隐，“便秘调理”也有可能。

朱元璋发明“四菜一汤”

相比起来，前朝的朱姓皇帝就没有清皇那么讲究，这可能与朱元璋早年家境贫寒、吃不饱肚子的经历有直接关系。

有一个传说，当年朱元璋要饭时饿得头昏眼花，一个讨饭婆给了他一碗瓦罐汤。朱元璋吃了还想吃，便问妇人这是什么汤。妇人顺口胡侃一句“珍珠翡翠白玉汤”。朱元璋记下了。当了皇帝后，便要御厨给自己做此道汤，但御厨做的味道怎么都不对。后来在盱眙祖籍地找到了当年的老婆子，才知道这仅是一道用烂白菜、玉米粒、剩饭混在一起的“杂烩汤”。

“珍珠翡翠白玉汤”，据说从此成为明朝御膳里的保留菜单。

不过，朱元璋和皇后马秀英比较节俭应该不是假的。从《南京太常寺条》祭祀孝陵的祭品单中看，总少不了韭菜、荠菜、芹菜、茄子、苔菜、竹笋、芋苗这些农家土菜，应该是朱元璋和马皇后生前常吃的。

如今反腐倡廉提出的“四菜一汤”，也是朱元璋发明的。

南京坊间是这样传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后，老百姓的生活并不好过，但达官贵人却穷奢极欲，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朱元璋十分看不惯，如此下去大明朝也要亡国，决心整治这股奢侈风气。

时适逢皇后生日，各路人马都来贺寿。待全部坐齐之后，朱元璋吩咐上菜：第一道菜是炒萝卜；第二道菜是炒韭菜；第三道两大碗青菜；最后一道是葱花豆腐汤。众臣不解，朱元璋解释，“萝卜上了街，药店无买卖”、“韭菜青又青，长治久安定人心”、“两碗青菜一样香，两袖清风好丞相”、“小葱豆腐青又白，公正廉洁如日月”。

大臣听罢知道朱元璋的用意。朱元璋当众宣布：“今后众卿请客，最多只能‘四菜一汤’，这次皇后的寿筵即是榜样，谁若违反，严惩不怠。”

从此，“四菜一汤”的规矩便从宫廷传到民间，进而成了现代廉政的榜样。从这两件事上可以看出，皇帝也非不食人间烟火，并非天天都是大鱼大肉，山珍海味。

“珍珠翡翠白玉汤”是什么汤

开国皇帝深知江山来之不易，守成皇帝就未必能体会了。如同现在官方提倡的“四菜一汤”招待方式时常变味一样，明朝的御膳内容后来也都被“改头换面”了，如原涮锅水没有两样的“珍珠翡翠白玉汤”，后来御厨用百只小鸟的脑子来做，味道特鲜美。

据明万历年间太监刘若愚所著的《酌中志》记载，中后期明朝御膳的花样也繁多，天天有新菜、月月吃不同，仅正月便有——

斯时所尚珍味，则冬笋、银鱼、鸽蛋、麻辣活兔、塞外之黄鼠、半翅鸡，江南之蜜柑、凤尾桔、漳州桔、橄榄、小金桔、风菱、脆藕，西山之苹果、软子石榴之属，冰下活虾之类，不可胜计。本地则烧鹅鸡鸭、烧猪肉、冷片羊尾、爆炒羊肚、猪灌肠、大小套肠、带油腰子、羊双肠、猪膂肉、黄颡管耳、脆团子、烧笋鹅鸡、腌鹅鸡、炸鱼、柳蒸煎鱼、铁脚雀、卤煮鹌鹑、鸡醢汤、米烂汤、八宝攒汤、羊肉猪肉包、枣泥卷、糊油蒸饼、乳饼、奶皮、烩羊头、糟腌猪蹄尾耳舌、鹅肫掌。

素蔬则滇南之鸡，五台之天花羊肚菜、鸡腿银盘等蘑菇，东海之石花海白菜、龙须、海带、鹿角、紫菜，江南蒿笋、糟笋、香菌，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鹦嘴笋、黄精、黑精，北山之榛、栗、梨、枣、核桃、黄连茶、木兰芽、蕨菜、蔓菁，不可胜计也。茶则六安松萝、天池，绍兴茶，径山茶，虎丘茶也。

凡遇雪，则暖室赏梅，吃炙羊肉、羊肉包、浑酒、牛乳、乳皮、乳窝卷蒸用之。先帝最爱炙蛤蜊、炒鲜虾、田鸡腿及笋鸡脯，又海参、鳆鱼、鲨鱼筋、肥鸡、猪蹄筋共烩一处，名曰“三事”，恒喜用焉。

这么多的菜，在明朝的御膳中，仅是日常所用。由此可见，只要当了皇帝，再怎么节俭，对普通人而言，也是太过奢侈的！

    １８９２年生，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１９１２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１９１４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１９２７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１９３０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１９５９年４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１９８０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１９８２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１９５５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７日在北京逝世，终年９４岁。

晏阳初　　晏阳初（１８９３—１９９０年）
　　著名教育家、社会学家。四川巴中人。
　　主要从事平民教育和社会改造工作。
　　１９１３年就读于香港圣保罗书院。１９１６年入美国耶鲁大学，攻读政治学与经济学，获学士学位。
　　１９１８年赴法国，任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战地服务干事。１９２０年在普林斯顿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
　　１９２０年回国，在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智育部主持平民教育工作。
　　１９２３年组织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任总干事。
　　１９４０年创办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任院长。
　　１９４３年在美国被评选为“世界上贡献最大、影响最广的十大名人”之一。
　　１９４４—１９４５年被美国锡拉立兹等三所大学授于博士学位。
　　１９５０年移居美国。５０年代以后，协助菲律宾。泰国、危地马拉、哥伦比亚、加纳等国建立乡村改造促进会。
　　６０年代在菲律宾创办国际乡村改造学院，任院长。
　　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世代书香门弟。在塾师兼乡医的父亲的教育下，他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谙习时势的父亲也深知“书香之外另有世界，西学乃潮流所趋”。因此毅然将少年晏阳初送到几百里之外的基督教内地会创办的西学堂接受新学。在这里他肄习了算术、化学、物理、历史、地理、英语等现代科学知识，还接触到基督教文化，接受了洗礼。1916年远涉重洋，考入美国耶鲁大学，研习政治学。
　　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英法两国为补充劳力短缺，从中国大量招募华工运往欧洲战场，从事运送物资，挖掘战壕，掩埋尸体等繁重的劳动。由于华工绝大多数是文盲，万里迢迢来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精神本已极度苦闷，加之繁苛的劳动与洋人的斥责与打骂，情绪极不稳定。1918 年初夏，晏阳初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两天后，即束装赴法国战场参加基督教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的工作，当时参加这一工作的留学生约二百余人，为国人熟知的还有林语堂、蒋廷黻等人。六月中，晏阳初抵达法国普蓝（Bologue）的服务中心，在有5000名华工的华工营中，开始了为华工服务的工作。与华工朝夕相处中，他发现劳工们不但勤劳朴实，而且有着非凡的热忱与智慧。只是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才陷入贫困与无知，沦为被欺凌被奴役的对象。华工营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哪来的强大的祖国！于是他在华工营中试办起识字班。石板、石笔与生活中常用汉字成为他教学的工具与教材。四个月的教学，居然使工友们能读报，会记账，能写自己的姓名，会写简单的家信。他大受鼓舞。随即这一形式在英法美各国的华工营中推广，进一步“开通华工的智慧，辅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
　　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因德国战败而结束。但华工们一时尚难回国，晏阳初发现他们对识字读书有浓厚兴趣，且充满潜力，为使他们回国后能发挥作用，就着手推行另一计划：动手刻写一份供华工们阅读的石印周报。1919年1月15日，基督教青年会《驻法华工周报》创刊。内容分论说、祖国消息、欧美近闻、华工近况、名人传略等。并先后以《华工在法与祖国的损益》、《中国衰弱的原故》、《国民若要教育普及，你看应当怎样办才好》为题举行征文，很多华工应征投稿。这份报纸使华工们进一步尝到识字的甜头，也增加了他们的知识面。华工到法之初，识字人数不超过百分之二十，经过一年多的基础教育便已增至百分之三十八。
　　1920年夏，晏阳初回到祖国，立即策划平民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并于1923年成立了著名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下称“平教会”）,任总干事。他选择了长沙、烟台、嘉兴、武汉等地，进行平民识字教育实验。每到一地先组织学生游行，宣传平民识字的意义与办法。征集在职的中小学教师作义务教员，按社区分段招收学生，利用商行、机关、寺庙空房组成平民识字班，按期开学。识字班每期4个月，教授《平民千字课》四册，学习日常用字1千余字。并教授简笔字，课文全部采用白话文。实验工作取得经验后，继续在本地与外埠推广。经过几年的努力，各地都有数以几万乃至几十万计的平民通过学习，取得了识字结业证。以长沙为例，识字合格的平民达20万之多，年龄从十几岁的失学孩童至六、七十岁的老人，分属于58种不同职业。
　　到20年代中期，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分会，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都市先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成为20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在城市平民教育取得成绩之后，他进一步深思，中国向来以农立国，80%的人口居住在乡间，农村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与重心。中国正在经历着社会全面崩溃，要救济中国，必先救济乡村，要建设中国必须先建设乡村，这需要掀起一场深刻的乡村改造运动。乡村运动将肩负起“民族再造”的使命。
　　1926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开启了而后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先河。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 “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这一教育主张和他们所实施的工作包括：
　　以文艺教育救“愚”。通过学习文化、艺术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开发民智。他们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
　　以生计教育治“贫”。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农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
　　以卫生教育救“弱”。实施卫生教育，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系统，农民每年人均负担不过大洋一角。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明显成绩。
　　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出版多种公民教育的材料，进行农村自治的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
　　1929年平教会从北平搬迁到河北定县。与此同时，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将自己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志转化为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改造农村社会，解除农民疾苦的实际行动。在他的带领与影响下，数以百计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陈筑山、瞿菊农、冯锐、孙伏园、李景汉等海外归来博士、硕士，他们纷纷放弃了都市中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举家前往偏僻艰苦的定县，加入了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行列。这一称为“博士下乡”的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他们希望能通过定县这个“社会实验室”为中国的广大农村与整个社会摸索出一条自强自救的建国方略。
　　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内政部次长到定县视察后，对定县的乡村改造工作极为赞赏，因此国民政府决定把这种模式向全国推广。因此南京政府通过决议，全国各省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划出一个县做试点。
　　由于日本侵华，1936年晏阳初领导的平教会撤离定县，定县实验被迫中止。晏阳初说：“我们被赶出定县我们的人类社会——经济实验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平教会辗转迁至湖南长沙、衡山，最后撤至四川。1940年，晏阳初于重庆巴县歇马场创办了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为乡村改造培养专门人材的高等学校——中国乡村建设院，一面组建培训农民抗战教育团，一面继续开展“县单位”与“省单位”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验。
　　乡建运动后来被视为“改良主义”，有人批评其实效差，未能挽救农村破产的命运。其实，教育本来就是一个迟效的事业，对教育改革不能持过于简单的评价。1934年，在定县工作五年之际，晏阳初坦言困难和他的态度：人才短缺、经费匮乏，面对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教育改革难被重视；改造民族生活之大计，决不会刹那间成功，只能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去做。的确，这种坚持理念，在险恶的环境中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所应当珍贵的。即便从物质进步的层面，当年的耕耘也是有实获的。据80年代初河北省的材料，由于平教会当年的工作，定县已成为无文盲县，已消灭天花；当年平教会当年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1943年，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晏阳初为“现代世界最具革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晏阳初并列的有爱因斯坦、杜威等奥维拉.莱特、亨利.福特等。晏阳初是获此殊荣的惟一亚洲人。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1950年以后，晏阳初在中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验被迫终止后，他将自己的事业转移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以定县实验的基本经验与中国平教与乡建的理论为基础，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继续为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奔走，指导推行田间实验与社区教育。将初期的“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扩展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
　　1956年在晏阳初的间接帮助下，按晏阳初的乡村改造思想，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批全国选举的议员产生了。后来晏阳初在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这个机构一直工作到今天。
　　1955年晏阳初被美国《展望》（look）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国际舆论给予他崇高的评价，称赞他“是具有坚定信念与丰富想象力的英勇学者，是劳苦平民心智与精神的解放者”,是“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真正的哲学家与人道主义者”。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珍珠，称颂他“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菲律宾总统、泰国国王都把自己国家的最高荣誉奖章颁发给他，以表彰他对各自国家所作的杰出贡献。
　　1985年8月，在阔别祖国45年之后，晏阳初应邀回国访问考察，邓颖超、万里、周谷城等接待了他,并对其一生从事中国与世界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给予了积极评价。
　　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为晏阳初颁发“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称“六十年来为铲除第三世界饥饿和穷困根源，你始终不渝地推广和开拓着一个持续而综合的计划。”，并祝贺他97岁诞辰。
　　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
　　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1990年1月，晏阳初走完了整整一百年的人生历程，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100岁。其部分骨灰安放在巴中城东郊白塔山顶晏阳初史迹展览馆。
　　环顾今日之农村，虽有天地翻覆之变，但基本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相似的。晏阳初当年的“定县实验”仍是我们认识、解决“三农”问题值得借鉴的珍贵资源；而他一生矢志平民教育、献身乡村建设的精神，更是当下十分稀缺、需要我们勉力继承和弘扬的精神遗产。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对全世界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败政府呢？”
　　晏阳初自称“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即孔夫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
　　晏阳初认为“明智的国家主义就是国际主义”，他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晏先生认为，民间机构的创造性工作对于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和现代化有重要的作用。晏先生说：“（美国）在选举政府之前，这里就有如此之多的私人机构在真正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在引导政府，并且始终在闯新路。”，“在人民有能力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时，要发起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改造都有基础，原因是人民已掌握这些事情。在进行基础训练和掌握基本纪律后，人们知道如何同困难作斗争，在灾难面前，他们不再表现得无能为力了，他们有了力量。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道路。” 晏先生认为：“对民主来说，个人的主动性是首要的。扼杀了个人的主动性，就等于扼杀了民主。”
　　晏阳初先生始终坚持工作中的民间立场，他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作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晏阳初先生认为在进行社会改造时，仅有良好的愿望和热情是不够的，还要有科学的方法。他以一生的实践总结出了一套关于农村教育、经济发展、医疗卫生、社会组织的科学方法。
　　晏阳初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梅兰芳（1894～1961），名澜，字畹华。汉族，江苏泰州人，长期寓居北京。出身于梨园世家，8岁学戏，9岁拜吴菱仙为师学青衣，11岁登台。工青衣，兼演刀马旦。后又求教于秦稚芬和胡二庚学花旦。他刻苦学习昆曲、练武功、练功，广泛观摩旦角本工戏和其他各行角色的演出，经过长期的舞台实践，对京剧旦角的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化妆等各方面都有所创造发展，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世称“梅派”。
　　梅兰芳在艺术上的卓越成就引起了国外人士的重视，曾于1949年前先后赴日本、美国、苏联演出，并荣获美国波摩那学院和南加州大学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梅先生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抗战期间蓄须明志，拒绝演出，靠写字卖画为生。解放后历任中国京剧院院长、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中国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5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以65岁高龄，排演了最后一出新戏《穆桂英挂帅》。1961年8月8日因心脏病发作，在北京病逝。终年67岁。

    冯玉祥（1882.11.6—1948.9.1），民国时期著名军阀、军事家、爱国将领、著名民主人士；原名冯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夏阁镇竹柯村）人，寄籍河北保定；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蒋介石之结拜兄弟。
　　冯玉祥自幼在直隶保定长大，少时家贫，1896年（清光绪二十二年）投淮军当兵，1902年改投武卫右军，历任哨长、队官、管带等职。1911年（宣统三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参与发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革职，递解保定。
　　1914年7月，冯玉祥任陆军第7师第14旅旅长，率部在河南、陕西一带参加镇压白朗起义军。9月任陆军第16混成旅旅长。1915年奉令率部入川与护国军作战，暗中与蔡锷联络，于次年3月议和停战。1917年4月被免去第16混成旅旅长职。7月率旧部参加讨伐张勋辫子军有功,复任第16混成旅旅长。1918年2月奉命率部南下攻打护法军，在湖北武穴通电主和，被免职留任。6月率部攻占湖南常德后，被撤销免职处分，11月任湘西镇守使。1921年8月任陆军第11师师长，旋署陕西督军。
　　1922年夏第一次直奉战争中，率部出陕援直，击败河南督军赵倜部，5月调任河南督军。因受直系军阀首领吴佩孚排挤,10月被派为陆军检阅使，率所部驻防北京南苑，抓紧练兵。1923年曹锟、吴佩孚控制北洋政府后，冯玉祥在孙中山推动下，与陕军暂编第1师师长胡景翼及第15混成旅旅长孙岳结成同盟，决心寻机推倒曹、吴军阀统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任直军第3军总司令，趁直、奉两军在石门寨、山海关等地激战，回师发动北京政变，推翻直系军阀政府，驱逐清逊帝溥仪出宫，改所部为中华民国国民军，任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电邀孙中山赴京共商国事。但迫于形势，又同反直系的军阀张作霖、段祺瑞妥协，组成以段为临时执政的北洋政府。
　　1925年春迫于奉、皖两系军阀的压力，冯玉祥赴察哈尔张家口（今属河北）就任西北边防督办，所部改称西北边防军(简称西北军)。8月任甘肃军务督办仍兼西北边防督办。在此期间，接受共产党人和苏联专家帮助，建立各种军事学校。1926年1月在奉、直军联合进攻下被迫通电下野，旋赴苏联考察。8月中旬回国，迅即被广州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帮助下，9月17日在绥远五原（今属内蒙古）誓师，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正式宣布全体将士集体加入中国国民党，参加国民革命。根据广州国民政府要求，在李大钊等中国共产党人建议下，制定“固甘援陕，联晋图豫”的战略方针。随即率部参加北伐战争，出师甘、陕，11月解西安之围。
　　1927年4月冯玉祥所部被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任总司令，旋率部东出潼关，鏖战中原，与北伐军唐生智部会师郑州。此后，曾一度附和蒋介石、汪精卫“清党”反共。1928年率部参加第二期北伐。10月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长。因军队编遣等问题与蒋发生利害冲突，在1929年和1930年爆发的蒋冯战争和蒋冯阎战争中失败下野，所部被蒋收编。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积极主张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3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与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推举为总司令，指挥所部将日军驱逐出察哈尔省（今分属河北、内蒙古）。8月在蒋派重兵威逼下辞职，隐居泰山。1935年4月被授为陆军一级上将。12月以蒋答应实行抗日为条件，在南京出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
　　1936年后，冯玉祥曾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后，相继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不久受蒋排挤离职，仍奔走于鄂、豫、湘、黔、川等省，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抗战胜利后，为形势所迫，于1946年以水利考察专使名义出访美国，同时被强令退役。从1947年起，在美公开抨击蒋介石的内战、独裁政策，积极支持国内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并以20年亲身经历，撰写《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一书，对蒋的专制独裁统治作了深刻揭露。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在香港成立，当选为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会主席，随即发起组织民革驻美总分会筹备会，7月应中共中央邀请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工作，在苏联驻美大使潘友新的帮助下，自美国回国乘“胜利”轮途经黑海在向敖德萨港（今属乌克兰） 行进途中，因轮船失火，于9月1日与女儿冯晓达一起遇难，享年66岁。冯玉祥在美国纽约街头演讲
　　1949年9月，在冯玉祥遇难一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在北平隆重举行追悼会。毛泽东送了挽联，周恩来致悼词，高度评价了冯玉祥为实现民主的新中国所做的努力。
　　1953年，根据冯玉祥生前的愿望，将他的遗骨安葬在泰山，安葬仪式上，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题写了挽联，郭沫若题墓壁“冯玉祥先生之墓”；周恩来总理在悼念冯玉祥将军时称：“冯玉祥将军是一位从旧军人转变而成的坚定的民主主义战士；虽然和所有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政治视野的局限，在他身上不可避免地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瑕不掩瑜，冯玉祥将军为中国民主事业的贡献，将是永垂不朽的。”
　　1984年，山东省泰安市人民政府在普照寺举办“冯玉祥先生在泰山”展览，院内有补刻的冯玉祥、赵望云合作诗画碑48块、周恩来1941年11月10日撰书《寿冯焕章先生六十大庆》碑以及冯玉祥在泰山的活动资料等。
 

    巴金（1904年11月25日-2005年10月17日)，原名李尧棠，字芾甘（fèi，取自“蔽芾甘棠”），汉族，四川成都人，祖籍浙江嘉兴。现代文学家、出版家、翻译家。同时也被誉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是20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中国当代文坛的巨匠。著书颇丰，代表作品《家》、《春》《秋》。巴金被认为代表着中国大陆知识分子的良心，巴金晚年提议建立中国现代文学馆和文化大革命博物馆。
    巴金代表作有“激流三部曲”：《家》《春》《秋》。“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散文集《随想录》。现代文学家，翻译家，出版家，“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有影响的作家之一，中国现代文坛的巨匠。
　　巴金1927年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1929年在《小说月报》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主要作品有《死去的太阳》《新生》《砂丁》《萌芽》和著名的《激流三部曲》1931年在《时报》上连载著名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其中《家》是作者的代表作，也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卓越的作品之一。巴金被人们称为世纪老人。

    沈从文(1902年12月28日－1988年5月10日）原名沈岳焕，笔名休芸芸、甲辰、上官碧、璇若等，乳名茂林，字崇文，湖南凤凰县人，苗族，祖母刘氏是苗族，其母黄素英是土家族，祖父沈宏富是汉族。沈从文是现代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说代表人物。14岁时，他投身行伍，浪迹湘川黔边境地区，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31年—1933年在山东大学任教。1946年回到北京大学任教，建国后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沈从文1988年病逝于北京。
 

  二十世纪，对中国人 而言，是一个有着特殊记忆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中国所发生的变化超过了此前的数千年，且充满了传奇色彩。一部历时三年精心制作，再现二十世纪中国名人的 特殊瞬间。在忠实历史真实的前提下，用新闻和艺术的手法再现历史场景。

陈独秀

　　早年留学日本。1903年参加拒俄运动，曾参加反对清王朝和反对袁世凯的斗争。 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 （后改名《新青年》）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1916年任北京大学教授。 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20年，在共产国际帮助下，首先在上海建立中国共产党发起组织，进行建党活动。1921年3月24日，陈独秀受陈炯明之邀在广东建党。7月，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后被选为中共第二、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四、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在1925年到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中，多次反对共产国际的国共合作指示（为了保证合作，共产国际要求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但是由于缺乏有系统的、独立的阶级纲领指导，使得陈独秀等一次次被共产国际领导层错误的行政指令压下去。最激烈的一次是在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陈独秀在党报上发表公开信，单方面宣布退出国民党，引起党内外轰动，因为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服从后者的纪律，是共产国际为确保国共合作的既定战略路线的中心政策（共产国际为何执行这一政策的部分原因参见百度百科一国建成社会主义论的词条）。但不久后共产国际领导层发来的指令，使大多数中共党员继续坚持旧政策，而包括陈独秀在内的异议分子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要与这种路线彻底决裂，另立独立路线的无产阶级政党，因为他们并没有形成完全有别于共产国际的另一种国际国内革命纲领，更不了解当时国际领导层内部托洛茨基一派与斯大林一派正在就同一个中国革命问题进行激烈的纲领斗争。值得一提的是，除了陈独秀等少数共产党人的异议外(包括毛泽东和张国焘），其他大多数中共党员都没有对共产国际指令，提出哪怕一鳞半爪的反对意见和公开质疑。这就导致了中国共产党员虽然是中国革命的实际领导者，却是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政治局面（随便举个例子：1927 年上海第三次大罢工的实际领导者是中共党员，但他们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党员，全世界都看到的是国民党取得了大权，而不是共产党）。
1927年大革命失败对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强烈冲击，大批优秀干部在反革命屠杀中丧失，27年到30年代初的失败浪潮使中共在城市工人中的影响力严重削弱.。对这次革命失败负有第一责任的共产国际领导层（以斯大林和布哈林为首）把全部责任推卸在它的中国支部——中共的头上，中共又把主要责任推卸在总书记陈独秀头上，指责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在1927年八·七会议上撤销陈独秀的总书记职务。这个栽赃陷害也是中共党史上最大的冤案。
其后，陈独秀在苦闷中反思，开始接受国际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要求中共中央接受托派路线，即反对斯大林主义荒唐透顶的左倾暴动路线，同时也反对盲目向农村发展力量甚至把游击队高抬为红军（诚然，不仅陈独秀而且当时相当多数国际国内共产党人都低估了农民运动），而主张以国民会议为中心，主张从民权民主斗争开始重新聚集力量。1929年11月，陈独秀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2月，与彭述之等81 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机会主义领导层。同时，在上海建立托派组织“无产者社”，出版《无产者》刊物，宣传托派观点。1937年，在上海淞沪会战中，支持抗战，谴责蒋介石卖国独裁，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37年8月出狱，拥护国共合作和国民党领导抗日，在武汉联络民主人士和抗日军队，试图组织“不拥国、不阿共”的第三势力。此时的陈独秀已偏离了托派纲领，并遭到多数中国托派的反对，但仍与托派组织保持关系直至逝世也未曾脱离过这种组织和思想、政治关系。1938年，被王明、康生诬陷为日本间谍，从此与中共彻底决裂。晚年陈独秀最终的立场是要求建立民主的政权，开始对共产主义理论进行反思。1942年5月，陈独秀作为二十多年来一直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革命战士于四川江津病逝。主要著作收入《独秀文存》、《陈独秀文章选编》等。

1.知道“莫塞莱”的故事吗？

2.老爷爷为何以个人的名义搞募捐？

在奶奶的记忆深处，1958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几场北风、两场大雪，让世界似乎变成了一个冰窖。那个年代，即使是在北京，有暖气的房子也是很少的，加上人们肚子里缺乏高热量的食物，这个冬天是寒冷的，不好过的。

老爷爷家的房子里是有暖气的，但老爷爷住在里面还是感到不踏实。因为，他牵挂着那些刚从各地来报到的科学家，那些科学精英们住在北京西郊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简称五院)。那个时候正是初创阶段，大伙儿住在借来的旧房子里，有的人就住在临时搭起的军用帐篷里，条件是极为艰苦的。

一天上午，老爷爷去了五院。一到那里，他先钻进科学家和技术人员住的小屋或帐篷里，看看室内的火炉、摸摸床上的被褥后，才去了会议室。

主持会议的领导说：“请聂帅给我们做指示。”

老爷爷却感慨地说：“我没有指示，只有一个心得。我是带兵打仗出身的，今天毛主席、党中央让我抓国防科研。我常常想，怎么抓啊? 这个干部怎么当啊？后来我想明白了，就是要老老实实地做好人民的勤务员。当干部，特别是当行政干部，干的工作就是勤务员工作。我聂荣臻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者的勤务员，为你们创造科研工作的条件，创造学习和生活条件。这就是党分配给我聂荣臻的工作，是否做得好我不敢说。但是我一定要认真去做，把这当作我终身的光荣任务。”

老爷爷的话令在场的人，尤其是那些科学家们很受感动，他们想不到一个元帅会说出这样的话。

最后，老爷爷语气沉重起来：“今天来，看了大家的住处，我这个勤务员没当好，在座的各位勤务员也没当好，我们的科技人员，其中不少是中央千方百计帮我们从国外请回来的，从各个研究机构调来的。可是这数九寒天，我们让这些宝贵的人才住帐篷。我不满意，我要告诉五院的领导们，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

这是多么感人肺腑的话语啊！

“冻坏了一个人，你们得赔我！”时隔三十多年，著名的火箭技术专家屠守锷仍然清楚地记得这句话。他说，有了这句话，大家伙一下子都不觉得冷了。

在网上我也搜到了一些与此事相关的资料：

一天清晨，五院二分院的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刚刚起床，按照军队的习惯集合跑步。他们来到空地上，却发现在北风中等待他们的是一位佩戴少将军衔的将领。

发生了什么事?大家都在猜测。

这时，少将说话了：“请大家伸出手来。”

然后，少将像幼儿园的阿姨一样，挨个查看了二百多位科学家和技术干部的双手。这是干什么呢，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只听少将大声说：“同志们，我是国防科委秘书长安东。聂老总听说五院不少同志夜里加班，又没有暖气，担心冻坏了手，一大早打电话让我来查看一下，他在等我回去汇报呢。”

哦，原来是老爷爷安排的呀！

听到这里，几百人的队伍中不少人感动了，有些人眼里湿乎乎的。安东有些惭愧地说：“我刚才看过，确实有同志冻伤了。我们工作没做好，这个问题我马上汇报，会很快解决的。”

取暖的问题很快解决了，可吃饭的问题又来了。

奶奶说，“两弹”攻关紧要关头，三年经济困难降临了。起初谁也没想到那么严重，毕竟解放后城市里的人穿衣吃饭问题早就解决了。可是这一回，饥饿像潮水一样来势凶猛，粮食供应日渐紧张，副食品几乎见不到了。这是苏联专家撤走后，中国遇到的又一个重大困难。由于粮食不足，竟迫使正在导弹基地、核试验基地施工的工程兵、铁道兵部队疏散或撤走了，许多科技人员也被疏散了。

老爷爷赶紧报告周恩来，请他想办法。周恩来亲自到军委会议上部署军队各大单位筹措了一部分粮食，紧急运往西北大戈壁深处的基地，这才使问题得到了缓解。

导弹试验基地的副司令员李福泽来北京开会，老爷爷找到他问:“你们是不是把工兵团、汽车团、警卫团的大部分人员疏散了？”

李福泽说：“是。”

老爷爷说：“这我没意见，机关也可以只留少数人。技术人员是不是也疏散了?”

李福泽又说：“是。”

老爷爷说： “技术人员疏散到别的工厂保留，这也可以。但我听说有的单位把从事火箭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也打发走了，有这样的事吗? ”

李福泽这时才低下头，小声说：“有。”

老爷爷又问：“你知道莫塞莱这个名字吗？”

李福泽茫然地摇摇头。

老爷爷告诉李福泽，莫塞莱是位年仅二十八岁的英国大科学家，在原子物理学上有重大发现。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被强征入伍，死在了战场上。不仅英国的科学界，连世界科学界都对这颗科学巨星的过早去世感到惋惜和悲痛。从此以后英国政府规定，不准征召科学家到第一线作战部队服役。

老爷爷的意思是说，在一个国家里面，科学家是最宝贵的，应该让他永远站在最适合他的岗位上，给他创造条件而不是放任自流。

老爷爷还对李福泽说：“以后，凡离开基地的大学生以上的科技干部，必须经过批准。”

这次谈话，让李福泽一辈子都没忘记老爷爷给他讲的这个故事。回到基地之后，他想尽一切办法,把已经疏散到各地的知识分子又一个个请了回来。

以后的情况越来越糟糕。最困难的时候，科技人员的伙食标准是 “2611”，即每月二十六斤粮，每餐一个馒头，一角钱干菜汤。因为粮食定量不够，更由于副食品严重缺乏，营养跟不上，很多科研单位的科技人员出现了浮肿、色盲等病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家们仍然不分白天黑夜地拼命工作和研究。

消息源源不断地传到老爷爷这里，当时老爷爷正在医院住院治疗，听到各方面的汇报后，那天晚上老爷爷穿着病号服在病房里不停地走来走去。

第二天一早，秘书来了，老爷爷说：“昨晚我想了好久，你今天先去找爱萍同志，让国防科委的同志们商量一下，五院、核武器研究所的科技人员一定要劳逸结合，要想办法改善他们的生活，决不能搞坏身体。”

老爷爷特别强调：“鼓足干劲争口气是可喜的，但不能拼命。否则，即使技术攻关成功了，身体也垮了，下一步怎么办?要劳逸结合，要搞个规定，并经常检查落实。”

很快，就有了这个规定：晚上加班不得超过十二点。一天晚上，老爷爷亲自给五院政委打电话检查情况，看看是不是还有人加班！

有一天，有人向老爷爷汇报:在五院和原子能研究所，每到晚上超过十二点后，有的同志就躲到厕所里看书，有的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看书。白天把干粮省下一个，留到晚上吃。

老爷爷听罢，难过得流下了眼泪……

他对老奶奶说：“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只强调休息，没有足够的营养品，身体也是要垮的，脑子会不好使唤的。连主席、恩来都不吃肉了，到哪儿去搞营养品呀?”

在医院里，老爷爷又想到了周恩来。他要通了周恩来的电话，汇报了自己掌握的情况，然后接着说：“总理呀，现在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周恩来忙问：“什么办法?”

“我想以我个人的名义，向各大军区、海军募捐。请他们支援一些猪肉、黄豆、鱼、海带呀之类的东西，多少解决点问题。”

周恩来愣了愣，说：“这个办法好，我支持。”

放下电话，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代表老爷爷，把电话打到了北京、济南、广州、沈阳军区和海军，传达了同样的意思：我们正在进行国防尖端项目攻关的科技人员生活清苦，任务很重，需要各大单位赞助一些副食品。

陈毅到医院去看望老爷爷，听说此事，热情洋溢地说：“要募捐，我举双手拥护。

向各单位募捐时也加上我的名字。”这位性格爽直的老总又说：“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起码的生活标准。”两位老战友为募捐的事商量了好久。

“募捐”行动布置下去以后，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郑维山来医院看望老爷爷。郑维山是老爷爷在晋察冀的老部下，一见面，老爷爷就说：“郑维山，你的气色不错，是不是经常吃肉？”郑维山忙说：“报告老总，我已经很久没沾荤腥了。”

“真的吗？”

“真的！”

“没吃肉，并不说明你们没有肉。知道我正在募捐的事吗？”

“刚刚听说。”

“我知道你们的家底，你们有生产，有东西，一定要拿出一些来。你可不能小气呀!”

“东西我一定搞一些。还可以打一些黄羊。”郑维山回答得很干脆。

这段故事，让我想起老爷爷在根据地养羊喂鸡的事来，不同时期所做的事情意义是相同的——甘愿为大家服务！

郑维山回去后，立刻打电话给内蒙古的部队，布置他们打黄羊，并且特别说明这些黄羊肉是保障科学家生活的，别人不能动。

海军和北京、广州、济南、沈阳军区慷慨解囊，“募捐”来的东西，比预料的要多得多，有猪肉、黄豆、鱼、海带、鸡 蛋、豆油等副食品，还有各种水果。在当时，这些都是无比珍贵的东西。

拿到这些物品的清单，老爷爷笑了，病也感觉轻了。

有人对他说：“聂总，还是你的面子大啊!”

老爷爷说：“我的面子是科学家和尖端武器给撑着的呀！”

东西一批批运来了，如何分配呢？

老爷爷把有关人员叫来，说：“这也是一项有力的政治工作，要把这些东西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全部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

他特别严肃地声明：“领导、行政工作人员一律不分。包括你们，一两也不能要!”

也许是不放心，最后又补了一句：“我是要检查的! ”

东西分下去了，奶奶就在五院上班，她亲眼看到了专家和技术人员领东西时的感人场面，很多人是红着眼圈甚至是流着眼泪排队领取的。在食堂里，专家科技人员站成一排打饭，每人领上一盘鱼和几个鸡蛋; 而领导和机关人员排成另一行，每人却是一碗青菜汤……

本来是艰难困苦的岁月，因为有了关怀，人们就不觉得苦了。多少年过去了，他们还时常谈起那段艰苦而令人感动的时期，并且深情地称那时的饭菜为“科技蛋”、“科技鱼”……

这就是我的老爷爷，一个甘当人民好后勤的老爷爷——聂荣臻。



选自：《我的老爷爷——聂荣臻》
本书由聂荣臻曾外孙王佳、一个跟着父母从美国生活归来的“小海归”讲述的聂荣臻人生故事。叙事行为完全是一个孩子的口吻，形式也是讲故事的形式，是讲述红色经典的少儿读物。
《我的老爷爷：聂荣臻》的最大特色是：作者以十大元帅的后人——第四代孩子的视角，用中小学生同龄人的心理和眼光，去讲述这些与他们有着血缘之亲的历史人物。为方便孩子们阅读和理解，作者独具匠心地在每一章节的故事中，精心设计了与之相关的“问题”、“链接”、“回忆” 和“温馨小贴士”，让小读者在充满历史画卷的故事情景中，带着强烈的求知欲快乐阅读和感知。

　　■核心提示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承担的大国责任越来越重，履行的国际义务越来越多，在参与国际事务、解决地区争端、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方面的作用和影响日益显现。党中央、国务院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作出派遣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决定，既是国家总体外交的战略之举，也是推动构建和谐世界的实际步骤。10年来，中国维和警察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积极践行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在维护世界和平、服务国家总体外交、树立中国警察形象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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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0年1月【地点】东帝汶【事件】公安部派出15名维和警察参加维和行动【关键词】揭开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序幕

　　2000年1月，公安部向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派遣首批15名维和警察，揭开了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序幕。此后，中国警察开始活跃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舞台上。

　　2000年8月，公安部成立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承担维和警察培训任务。2001年1月，公安部向联合国波黑任务区派遣首批5名维和警察，这是中国首次向欧洲地区派遣维和警察。

　　2003年11月，公安部向联合国利比里亚任务区派遣首批5名维和警察，这是中国首次向非洲地区派遣维和警察。

　　2004年1月，公安部向联合国阿富汗任务区派遣一名高级警务顾问，这是中国警察首次参与阿富汗维和行动。

　　2004年4月，公安部向联合国科索沃任务区派遣首批12名维和警察。

　　2004年5月，公安部向联合国海地任务区派遣一名维和警察，这是中国首次向美洲地区派遣维和警察。

　　2004年6月，公安部组建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并在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开展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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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阴荏苒。时间走到了2004年的10月17日，这一天，中国维和警察与海地结下了不解之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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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04年10月17日【地点】海地【事件】第一支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出征【关键词】海地维和精神

　　2004年10月17日，95名中国维和警察防暴队队员乘坐联合国包机从北京出发，经过20多个小时的连续飞行，安全抵达海地首都太子港机场，与9月18日先期抵达海地任务区的30名先遣队员会合。

　　就此开始，由125人组成的我国第一支赴国外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警察防暴队，将按照联合国的要求，在海地任务区履行为期6个月的维和使命，配合和支援维和警察或当地警察的执法工作，处置群体性治安突发事件，参与重大公共活动的现场警卫，以及协助组建、培训当地警察防暴队。

　　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派出成建制武装性质的维和警察队伍，并且是到一个未建交的国家，标志着中国警察参加维和工作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2004年2月初，位于中美洲加勒比海腹地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海地突发政变，各派互相攻伐，治安极度恶化。2月29日清晨，第一个“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辞职，流亡海外。同日，多国部队进驻海地，维护海地的和平与稳定。

　　4月30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了关于成立联合国驻海地稳定特派团的1542号决议，以解决海地中长期发展问题。决议规定，向海地派遣包括6700名军队人员和1622名维和警察（其中包括6支成建制维和警察防暴队）的维和力量。

　　联合国向中国发出了派遣成建制维和警察防暴队的邀请。5月，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向海地派遣维和警察防暴队。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周永康指示：“一定要选精兵强将，为国争光，不出任何问题。”

　　公安部精心组织，周密部署。6月，全国公安机关选调精兵强将到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集结，参加首期维和警察防暴队培训班。

　　经过3个多月的严格培训，包括13名女警在内的125名民警顺利通过了联合国的考核评估，组成了中国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

　　这支防暴队平均年龄28岁，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从事公安工作5年以上，具有较强的公安业务技能；经过县级以上医院体检合格，心理素质良好；大部分队员英语达到四级以上水平，具备相应的听、说、读、写能力；具有熟练的驾驶技术，并具有两年以上驾龄。防暴队各级指挥、对外联络人员还接受了英语、法语强化培训。

　　出发前，周永康同志亲自视察检阅防暴队，为大家壮行。公安部党委委员、副部长孟宏伟与防暴队临时党总支成员集体谈话，提出了“政治第一、党组织第一、思想工作第一”的建队原则。

　　中国防暴队进驻海地后，面临重重困难：战乱频仍，安全形势恶劣；队伍临时组建，时间短；队员来自全国各地，平均年龄偏低；首次参加维和行动，缺乏相应经验。

　　在种种不利条件面前，中国防暴队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团结协作、勇于奉献、不畏艰险、顾全大局的精神，开展创造性的工作，转变战术和意识，研究解决办法和对策。比如，建立了一套与任务相适应的勤务制度；开展了针对性训练；制定了严格的勤务纪律；及时建立了自己的通讯系统；做好每次行动或任务的预案；加强各种防范措施，等等。

　　防暴队员还经常深入到当地社会慈善机构和养老院、学校等地，积极开展社区警务活动。2004年11月30日，防暴队组织开展了到达任务区之后的第一次社区警务活动，前往太子港一所教会学校和教会救助站，看望学校的儿童和救助站的老人，为他们送去了急需的学习用品和生活用品。孩子和老人们激动万分，载歌载舞表达心中的感激之情，并与中国警察热情拥抱，齐声用当地语言高呼：“谢谢中国警察，你们是我们真正的朋友！”

　　中国首支维和警察防暴队在海地的6个月中，圆满完成了重点地区定点驻守、联合巡逻、抓捕、收缴枪支、现场警卫等多项高危勤务，有效地维护了当地秩序。

　　在长期的海地维和实践中，维和警察防暴队培育形成了“忠诚、拼搏、团结、奉献”的“海地维和精神”。

　　2004年10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科菲 安南访问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并对中国维和警察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

　　2005年5月，公安部向联合国苏丹任务区派遣一名维和警察，这是中国警察首次参与苏丹维和行动。

　　2006年12月，维和警察庞波荣获第17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2007年12月，维和警察吴强荣获第18届“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称号。

　　2008年3月，维和警察集体荣膺凤凰卫视“2007年影响世界华人大奖”。

　　2007年10月，在公安部派出维和警察防暴队3周年暨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7周年之际，周永康同志作出重要批示：“三年维和，表现优异，为国争光，望忠实履行使命，继续创造佳绩。”

　　2008年7月，国务委员、公安部党委书记、部长孟建柱专程到中国维和警察培训中心观看即将赴海地执行任务的第七支维和警察防暴队战术演练，并要求全体维和警察继承和发扬“海地维和精神”，为维护任务区社会稳定、推进和谐世界建设作出新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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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年1月13日【地点】海地【事件】里氏7.3级强烈地震【关键词】不辱使命

　　北京时间1月13日5时许，海地发生里氏7.3级强烈地震，此次强震震源深度10公里，震中位置与拥有200万人口的太子港相距仅16公里。这是海地200多年以来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地震，同时也是加勒比地区近年来遭遇规模最大的地震，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截至2010年1月，我国共向亚洲的东帝汶、阿富汗，欧洲的波黑、科索沃，非洲的利比里亚、苏丹和美洲的海地7个任务区派遣维和警察1569人次，其中向海地派遣维和警察防暴队8支1000人次。目前尚有191名维和警察在东帝汶、利比里亚、苏丹和海地4个任务区执行任务。”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说。

　　10年来，中国维和警察不辱使命，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和赞誉。部分中国维和警察凭借突出的工作业绩相继担任任务区行政管理、行动规划、后勤保障等部门的主要领导，先后有30多人在任务区担任副总警监、地区警察局长等中高级职务，有2人被选拔到联合国纽约总部工作，有5人被聘请为联合国维和训练教官。

　　10年来，全体维和警察舍生忘死，英勇奋战，经受了枪林弹雨的考验和血与火的洗礼，创造了辉煌业绩，赢得联合国、驻在国政府和人民以及国际警界同仁的广泛赞誉。

　　10年来，维和警察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基本形成了以维和培训为基础，以严格选拔管理为重点，以培养人才、体现我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影响为目标的工作格局。在纪念中国警察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10周年之际，全面回顾总结维和警察事业10年来的成就和宝贵经验，对于进一步加强新时期公安工作和队伍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中国警察在国际维和舞台的影响不断扩大。至今，中国维和警察创造并保持着“无一伤亡、无一违纪、无一退返”的“三无”纪录，且全部被授予联合国和平勋章。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艰难困苦，砥砺坚强意志。10年来，中国维和警察经受了复杂局势和恶劣环境的特殊考验，在新时期特殊环境下自觉弘扬忠诚、拼搏、团结、奉献的“维和精神”，创造了辉煌的业绩，向党和人民递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来源：人民公安报

阎锡山台北故居仿窑洞 晚年荒山中养花度日


    综合台湾《联合报》报道，在台北阳明山区的永公路旁，有一处外观老旧的红砖屋，这里是民国初年盛极一时的“山西王”阎锡山故居。名将辞世近五十年，忠心的老部属张日明每天上山上香、扫墓，五十年来风雨无阻。

感念阎锡山 老部下守墓半世纪

一九五零年，阎锡山辞去台当局“行政院长”职务后，张日明即随着阎锡山搬到阳明山居住，一九六零年阎锡山亡故，第二年张日明下山居住并成婚。他下山后开五金行维生，太太是一般的上班族；一九八六年张结束五金行生意，夫妇俩及四个女儿一家六口的生计，都落在太太身上，日子过得非常辛苦。

今年八十岁的张日明，和阎锡山一样都是山西人。张在十五岁从军开始，就随着阎锡山的军队到处征战。随***来台时，他是押解黄金来台的少尉，后来担任阎锡山的侍卫。但随着阎锡山从“行政院长”下台失势，张日明的军旅生涯也随之中止，连一毛钱的退抚金都没有拿到。

阎锡山辞世近五十年来，张日明每天为老将军上香、打理故居及墓园环境，许多人不解他为何分文不取而愿意如此奉献。张日明解释，一来他非常敬重阎锡山对山西建设的贡献，再来是他在太原沦陷后逃到绥远，当时阎锡山派飞机救了其中二十人到广州，他就是其中之一。

张日明感慨地说，将军走的时候，故居还有二十多名随从，后来各自为了生活离开，他在第二年也娶妻下山居住；不过他与另一名侍卫井国治仍每天到山上为将军上香，直到井国治于一九九一年因病过世，就剩他每天上山打理墓园的环境。

住在北投的张日明表示，早年公交车班次少，上山一趟要花上三小时，不过他并不觉得辛苦，妻子及四个女儿对他也十分支持，不但常帮买水果，还常主动陪他上山祭拜将军。他说，就算碰到台风，只要公交车还能开，他都会上山。

日前台北市文化局将阎锡山墓列为古迹的消息传出后，张日明非常欣慰，他认为老长官因为政治斗争，这五十多年来几乎被世人遗忘，现在总算有机会让人们对他有更多的认识。

阎锡山故居仿窑洞 儿孙不从政

阎锡山一生叱咤沙场与官场，但后代都没有从政。五个子女中三个早夭，只留下两个儿子；为了避开战乱，儿子在撤退来台前就飞往美国，儿孙至今都旅居海外。

阎锡山的晚年都是独自藉写作打发时间，张日明回忆，阎锡山在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后，先是住在丽水街，对面邻居是当时的上将彭孟缉，过了半年才搬到阳明山。

阎锡山因为怀念故乡山西，将屋子的门窗砌成家乡窑洞的型状，也曾尝试建筑窑洞，不过台湾的土质与气候都不适合，最后只得作罢。阎锡山的饮食简单，平日爱吃馒头、面条等面食，加上一些炒青菜和豆腐、鸡蛋就是一餐。

张日明表示，当年蒋介石复行视事后，阎锡山只得了“总统府”资政的职位；曾有人不解的问“为什么不争取一个位子”，阎回答“力凭理壮，理凭力伸”，人家要是不主动给，他的个性是不求人的。

阎锡山在阳明山的最后十年，一心读书写作，不轻易下山。他的生活规律，每天清晨七点起床后就写作，午后休息两个小时后，开始见客或读书。丧失权力后，门前逐渐冷清，晚年在荒山中以读书、写文章、种树、养花打发岁月。

    阎锡山墓园吸陆客 不乏部属后人

阳明山上的阎锡山故居及墓园，一般人多不熟悉，但“山西王”阎锡山称霸山西三十八年，开放大陆人来台观光后，吸引不少大陆游客专程参观，其中不乏阎的昔日部属及后人。

守墓五十年的张日明说，阎锡山过世时，因蒋介石在位，知道阎锡山墓的人不多，知道的人多半也不敢来，深怕影响仕途，因此草山故居及墓园一直冷冷清清，只有山西同乡偶尔前来祭拜；而阎的两个儿子都在美国，而且年事已高，没有回来扫过墓。

张日明表示，对老将军有兴趣的有两种人，一是好奇，另一种是昔日部属。令他印象深刻的是一名来自香港的年轻人，父亲感念老将军的照顾，但年事已高不便远行，要求儿子替他到将军的墓前致意。

他说，许多大陆游客看到阎锡山在台故居，感到非常惊讶，因为阎锡山在山西的故居有近三十座院落，气势恢弘，很难想象他人生最后的十年，却在红砖屋里度过。
 

1966年7月1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在北京正式成立，周恩来总理亲自命名：第二炮兵。
这标志着战略导弹部队以独立建设的态势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序列。在此之前，我国已开始发展战略导弹武器，并组建了战略导弹营、团和基地。
从此，西方大国嘲笑中国“有弹无枪”的历史被改写。
中国战略导弹部队的历史从这一刻开始计时，一支支神秘的部队走进荒原，走进深山，走进人迹罕至的地方，开始了为共和国砺剑铸盾的辉煌岁月。

菏泽人的婚嫁习俗
议婚 
    菏泽区内通行男娶女嫁，婚姻关系比较稳固。从前的男女婚媾，自由恋爱者极少，多是家长包办，通媒结亲，即所谓“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议婚，就是媒人来往于双方家长之间，商量缔结婚姻关系。媒人有临时的、有职业的。职业媒人多由巧嘴中年妇女担任，俗称“媒婆”，她们经多识广，信息灵通，为人说媒收受谢礼。媒婆议亲，首先口头探询女方意图，女方不允，一般也只婉言谢绝，俗谚“一家女，百家求”，可以不允，但不可以得罪媒人。若双方可以作亲，这时一般由男方出面正式请媒人商量订亲事宜。

婚龄 
    旧时，早婚的习俗比较流行。一般男15-16岁即娶，有的甚至10岁即娶18、20岁之妇。早婚大多是女长于男，一般相差七、八岁。1950年国家《婚姻法》规定：婚龄男不小于20岁，女不小于18岁。1980年的《婚姻法》规定结婚年龄为男满22周岁，女满20周岁。由于政府提倡晚婚，实际婚龄男25周岁，女为23周岁。议婚的年龄不尽相同，通常在婚前一年就议定，但旧时也有指腹为婚、娃娃亲和童养媳等现象。

下恳 
    又称“开名”、“换贴”、“换书”、“换小字”，就是正式订婚的文书。帖用红纸写上“正亲家某某之长(次)子”及属相，由媒人送往女家；女家答以“允贴”，帖上写“正亲家某某之长(次)女”及属相，由媒人送往男家，此为小贴。贫寒之家，只换小贴，便定终身。富裕之家，还要换大贴，又称传柬。柬贴是用一块长方红纸叠作四折，俗称“四幅柬”。帖上写“赤绳良缘，百年好合”、“敬求金诺”等字样，早晨由媒人送往女家；女家在复柬封套上印有“广寒宫殿”、“仰答尊命”等字样，早饭后由媒人送往男家。是日中午，男家须设宴招待媒人和女方客人。换大贴，则为定终身，如赤绳系足，不得反悔。
   
择吉 
    俗称“要好”。男家派人到女家讨新娘生辰，一般第一、二次女方不答应，以表示女家舍不得将女儿嫁出，借以抬高身价，第三次才表示同意。生辰讨回后，男方请算命先生根据生辰选定结婚日期。吉日择定后，写出婚单，注明结婚时应注意的事项，并带衣料、首饰送往女家，谓之“送好”。女方要回敬扇子、腰巾等，另附一包麸，一包食盐，意为“夫妇有缘”。
    嫁娶喜日前一天，男家要张贴喜联，收拾新房，添置床帐。下午新郎要先拜祖先，再拜长辈、四邻。喜日零点，娶亲人马先行，富家用花轿或轿车，一般人家用牛马车，上扎“扑楞”(拱形车篷)，前端吊红毡，后端吊布单，车中坐娶女婆，必须是全备人(夫妻子女齐全者)，还带一只公鸡与童男(俗称“抱打鸣鸡的”)。女家回礼要配一只母鸡，也派一男童，称“挂门帘的”。双方家长要向男童赠喜钱，赠钱往往男家赠钱数高于女家。
   新娘上轿(车)之前，先“上头”、“开脸”、“穿嫁衣”谓之“成人”。完备后，娶亲人鸣炮“催驾”，一般要催三次，这时新娘要痛哭流涕，表示舍不得爹娘。上轿(车)时要避开禁忌和注意方向。

嫁妆 
    要由男家来人预先抬走，或娘家人提前一步送去，嫁妆多少，视女家经济情况而定，一般分大三件、小三件、大八件、小八件、巧十三、全嫁妆等。贫家有的只陪送一个柜子或箱子，有的连柜箱也没有，只有一个花包袱包裹衣物。
    娶亲时忌走原路，一般是出东进西，路上如遇井、石、庙宇、坟地和十字路口都须放鞭炮，或用红毡遮蔽。
    一般在早晨四时左右新娘到男家门首，出来两位大姑娘，手端托盘，上放酒和用红纸封的进门礼(钱)相迎，然后由一位“全备”妇女手持火把围新娘的轿(车)转三圈，以示驱逐路遇的邪恶。新娘下车时足不着地，坐在椅子上，由人抬至天井院内，站在红毡上与新郎同拜天地。一拜天地，二拜高堂，三夫妻对拜。然后新娘从红毡上步入洞房。
     洞房内点燃明灯，俗称“长命灯”，由娶女婆用秤杆挑去新娘的“蒙头红”，新郎新娘行“合礼”，饮“交心酒”，婚礼告成。
    梁山、郓城、鄄城一带，娶亲一般都在上午早饭后，至中午十一二点娶新娘回家，只有娶寡妇才在夜里。
    新婚三日内，不分男女老幼，均可到洞房去“闹”，夜晚邻居开始听房，若无人听房，窗下或门旁放一把扫帚，以之代人。
    婚后第三天早上，新娘早起先拜公婆，早饭后拜本家长辈，受拜人都须赠送拜钱，用红纸包好，这是新娘的积蓄。
    三天，新郎新娘同去新娘家，俗称“回门”，古称“归宁”。“回门”时新郎由一位有经验的人带领，俗称“帮客”，作用是免新郎失礼，再则怕闹婿过分。这天，女家设盛筵相待，并请娘舅、姑夫、伯叔相陪，新婿坐上首，独占一方。新婿到岳父家后，先拜家谱或神主，后拜岳父母，然后入席，新婿面前要摆双盅、双筷。吃喜面时，岳父家用红纸封钱给新郎，俗称“绞面礼”。新郎回门时所带礼物，女方多不折留，如收一部分，必须有更好的东西回敬。新娘回门之后，即可参加家庭日常劳动了。
    贫穷人家，婚礼从简，甚贫者，常领一幼女至男家，俗称“童养媳”，至宜婚年龄，再行婚礼。
    旧时寡妇再嫁，被视为耻辱，不守贞节。无赖之徒闻讯后常乘机抢夺，故寡妇改嫁，多于夜间，礼仪从简。
    建国后，国务院颁布了《婚姻法》，废除了封建婚姻制度，规定男女青年必须自己作主，提倡自由恋爱，自选对象。有的虽经中间人介绍，但决定权在本人。现在菏泽地区广大农村的定婚方式是，先由中间人介绍，经双方家长同意，再让青年男女见面交谈，若无意见，便交换礼品，然后开名(亦称换贴)定婚。结婚前，男女商订结婚日期，共同到基层政府的民政部门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然后举行婚礼。
    50年代，婚礼大大简化，嫁衣是新做的普通式样，有不少新婚夫妇办完结婚登记手续便一起回家。
    60年代，流行女方由三、五位伙伴陪同去其婆家，男方组织人在路上敲锣打鼓迎接，到家后举行结婚仪式，婚后一、二天便参加集体生产劳动。
    70年代，结婚时男方组织青年男女一、二十人，骑新自行车，胸戴红花至女家将新娘带回，回家后举行简单婚礼。
    80年代，城市结婚，开始使用小汽车，新娘在前一天下午到理发店梳妆，其嫁衣多为红裙套装，有的是白色婚礼服。农村则使用拖拉机迎接新娘，然后再举行婚礼。
    在城市，青年男女办理完结婚登记手续后举行“旅行结婚”的渐多。为了移风易俗，喜事新办，菏泽地区城乡有不少地方政府或机关单位为两对以上的新婚夫妇举行集体婚礼。会上有政府、妇联、团委代表莅临祝贺，有新婚夫妇代表、家长代表致谢，会场鞭炮齐鸣，掌声阵阵，开一代新风。

----来源：《菏泽市情资料库》
 

《北洋画报》的封面女郎

《北洋画报》上刊登的赵四小姐玉照

赵四小姐祖籍浙江兰溪市灵洞乡洞源村。其父赵庆华，号燧山，身份显赫。
赵四小姐1912年出生于香港，为此，母亲给她取名香笙。据说在其出生时，东方海天交接处出现了一道瑰丽的彩霞，望着织锦般绚丽的景色，父亲赵庆华由之动情，遂给女儿取名为绮霞。“绮霞”其意虽美，却不如“赵四”更为世人所知。“赵四”源于排行，赵庆华膝下六男四女，绮霞在姐妺中排行老四，便被家里人称为四小姐，外人则称她为赵四小姐，后来人们简而化之，又称她为“赵四”。

在香港度过童年生活后，赵四随父亲来到了天津，就读于天津浙江小学和中西女子中学，取英文名字Edith，一荻是译音，因此，又名赵一荻。除此之外，她还有两个名字：赵媞和赵多加。赵多加是她晚年笃信基督教后取的教名。在她晚年所写的证道小册子中所使用的都是赵多加之名。
赵四闻名遐迩，自然与张学良有关。如果不是因为她与张学良那段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恐怕没有多少人会知道赵四小姐是何许人也。赵四曾就读的天津中西女子中学是当时一所著名的贵族学校，很多达官显贵家的小姐都在这个学校读书。在这些粉红黛绿的名门闺秀中，赵四学习认真，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加之性情温和，从不与别人争吵，颇受同学、老师喜欢。她兴趣广泛，爱好骑马、打网球、游泳、开车、跳舞等等，而她最大的嗜好就是读书，尤其对新文学作品特别偏爱。

然而，赵四并非如人们传言中的那样美貌绝伦、倾国倾城，在女郎中论长相只能属于中上等。但她身材颀长，体态婀娜，再加上气质和风度绝佳，爱打扮也会打扮，因而能在众多的佳丽中脱颖而出，为人所瞩。因此，天津的《北洋画报》还曾把她的玉照上了封面。

蔡公馆一舞倾心

28岁时张学良的戎装照

1927年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一个传说了半个多世纪的动人爱情故事在天津蔡公馆拉开了序幕。
20 世纪20年代的天津，是仅次于上海的中国第二大城市。这里有英、法、德、日等外国列强的租界，有五座外国教堂，七个洋人俱乐部，八个网球俱乐部和一个宽大的跑马场。当然，天津还有一个赫赫有名的蔡公馆。蔡公馆的主人叫蔡少基，也就是后来张家三公子张学曾的岳丈。此人在清末民初曾担任过北洋大学总办、天津海关道台，家资富有，又属洋派，常常在家中举办舞会，放映电影，使蔡公馆成为当时天津颇有名气的上流社会交际场所。天性风流、喜好玩乐的张学良自然不会错过这样一个好去处，很快就成为蔡公馆的常客。
对于这样一处社交场所，喜爱跳舞的赵四小姐也是神往已久。但对于只有16岁的她来说，还未到正式进入社交圈的年龄，故一直未能如愿。这天晚上，当得知姐姐们又要前往蔡公馆，赵四软磨硬泡，一定要去凑凑热闹，无奈，姐姐们只好带她同行。
在那些着意修饰、浓妆艳抹、花枝招展的太太小姐们中间，正值豆蔻、不施粉黛的赵四小姐显得格外超凡脱俗，吸引了诸多青年才俊的目光，争先恐后邀其共舞。但赵四却一反常态，先后婉拒了多次邀请，只是静静地坐在大厅的一角，一边品茶，一边观看舞者，仿佛在刻意等待着谁的到来。
突然，舞池中荡起一阵轻轻的骚动，一英俊潇洒的青年在一群副官、侍卫的簇拥下，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人群中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赵四马上意识到这一定就是她仰慕已久的少帅张学良。在中西女校的课堂上，在家人的口中，在闺密的私谈中，她早就知晓张学良的事迹，张学良那英勇无畏、临危不惧的英雄气概在赵四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今得以见到本人，果然名不虚传！
而张学良也渐渐注意到了角落里独处的赵四。多年往来于京津之间，见过了无数名门闺秀，看惯了痴妇艳女，却难得见到这样不施粉黛、如清水芙蓉般超凡脱俗的女子。
鬼使神差般，张学良不由自主地走过去邀赵四共舞。赵四好似沉睡已久的白雪公主，终于等来了她盼望已久的王子，随即在张学良的带领下飘入舞池。在舞步翩跹之中，他们都从对方眼中发现了一种微妙感情的流露。两颗心在不知不觉中紧紧贴近了!
 一曲未终，张学良因公务匆匆离去。临别时，他与赵四两人紧握双手，都有依依不舍的感觉。这是张学良与赵四初次相识，两人就因舞会上的一面之缘，竟一见钟情，互为对方倾倒。也正是这一面之缘，开始了两人七十二载情路风雨!
关于两人相识的时间，史界、文学界都有几种说法，有说1924年，有说1926年。但据张学良晚年回忆：“我跟太太(赵四)认识的时候，她才16岁。”北方人习惯上说的都是虚岁，赵四出生于1912年，在她与张学良相识的1927年，虚岁正好16岁。

缘分来时挡都挡不住

蔡公馆一别，很长一段时间两人竟无缘再见，徒留倩影英姿在彼此心底。或许是机缘注定，或许是天公作美，不忍再苦苦折磨他们，两人竟意外地再度相逢于北戴河。
那个年代，每到盛夏，京津一带的达官贵人常携家眷到北戴河避暑。老话讲，缘分来的时候，真是挡都挡不住。就在张学良忙里偷闲，来到北戴河时，赵四小姐也随家人来到这里。
意外相逢让一直对张学良魂牵梦萦的赵四喜出望外，张学良也是欣喜至极。在北戴河的那些日子里，他们几乎每天都见面，两人的感情迅速升温。在两人的最初交往中，虽是两情相悦，但无疑，情窦初开的赵四投入的感情更多，陷得更深。一次，张学良来找赵四，直入卧室，碰巧赵四外出。张学良顺手翻了一下她放在床头的日记，见日记中写有“非常爱慕张少帅，可惜他已有妻室，命何之苦也”等语后，不由心潮起伏，好一阵不能自已。
 又有一次，在宴会上，赵四与张学良并坐在一起。赵四胸前垂着一颗鸡心饰物，张学良伸手拿过饰物，打开盖，发现鸡心里面嵌着的竟是自己的小照，而且还写着“真爱我者是他”的字样，使张学良对赵四的爱情更入肺腑。从此，两人常常相携出入于京津之间的各大娱乐场所，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热恋到了昏天黑地、死去活来的地步。
很快，两人夜夜起舞、秘密幽会的事传入了赵庆华的耳中，赵庆华大为光火。其实，从个人条件、家世背景来讲，赵庆华倒是乐得结此姻缘。但张学良这时早已有了妻室，哪一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去给人家做小？何况赵四小姐的个人条件也相当优越，完全可以明媒正娶地嫁一个有为好青年。
为了彻底斩断这段不伦不类的情缘，赵庆华做主，迅速给赵四小姐物色了一桩门当户对的婚事。赵四小姐百般不愿，可赵庆华横眉立目，这事就这么定了!
也许是日夜的操劳，也许是同样的相思，张学良生了病。得知此消息的赵四心急如焚，她知道多日来的紧张局势让张学良压力甚巨，满腹的担心，满心的思念，让她恨不得生出双翅马上飞到沈阳……于是，1929年9月的一天，赵四给家里留下一张字条，便以探望生病的张学良为由，一个人来到了沈阳。
赵四小姐私奔的消息很快就在天津传播开来。一些小报得此爆料，立刻刊登出“赵四小姐诡异失踪”的悬疑新闻，弄得天津满城风雨。
赵庆华得知此事后，暴跳如雷。赵庆华颇注重个人名声。自己的女儿居然私奔沈阳，投入有妻有子的张学良怀抱。这在赵庆华看来简直就是伤风败俗，有辱门庭。盛怒之下，赵庆华在报上连续五天(1929年9月25日—9月29日)公开发出启事，将赵四从赵氏宗祠开除出去，断绝一切往来，并引咎从此不再为官。耿直的赵庆华直到1952年病逝于北京时，都不肯原谅这个他最钟爱的小女儿，这也成为赵四心中永远的痛。
据张学良晚年回忆，赵四小姐当年来沈阳“只是来看看”他，然后“还是要回去”。可赵庆华一登报，断了她的后路，反倒回不去了。
赵庆华此举，稍事品评，却也不难体察内中的深思熟虑。其实，这应该是赵庆华一箭三雕的谋略。第一，这样做可以使他的家庭避免受到军阀间争斗的牵连；第二，赵四当时与别人已经订了婚，他无法悔婚，登报声明也算是对儿女亲家的一个交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样做摆明是断了女儿的后路，寄希望于张学良永远不要辜负赵四。可怜天下父母心，赵庆华“清理门户”，绝非盛怒下的单纯之举。

有情人隔窗相望

赵家父女成了陌路，沈阳大帅府内也是严阵以待，摆出架势准备“御敌于府门之外”。一向极有涵养，对张学良偶尔出轨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态度的于凤至，这次却一反常态极力阻挠。最后，张学良表明了态度：赵四是不可能回天津了，她现在只有一个家，那就是沈阳。于凤至迫于无奈，默认了赵四的存在，但却提出了两个条件：一、赵四小姐不能进帅府；二、赵四小姐不能有正式的名分。按于凤至最初的想法，赵四这样一个受过正规教育的大家闺秀，年龄又小张学良十几岁，面对这样的苛刻条件，肯定不会接受，说不定一气之下，就会离张学良而去。可是出乎于凤至的意料，一心只想与心上人相守的赵四小姐对这些条件全盘接受，毫无怨言。于是，赵四小姐住进了张学良的北陵别墅。
苦苦相思后的久别重逢，而且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再也不用顾忌飞短流长，张学良与赵四在这里开始了他们之间最热烈、最疯狂的一段生活。张学良白天去帅府办公，晚上回到别墅。每天早晨分手，两人都是难舍难分的样子，而每天晚上再见，又都有阔别多年的感觉。两人恨不得分分秒秒都相守在一起，一时也不分离，一刻也不分离。于凤至很快就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当初不让赵四入帅府，是希望她知难而退，主动斩断与张学良的情丝。可现在却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结果，不仅“情敌”没有赶走，自己的丈夫也因此终日有家不回。这让于凤至很是发愁。
思前想后，于凤至做出了一个决定：将位于帅府东墙外王永江那栋二层小楼买下来，让赵四居住。这样，既将其置于自己的眼皮子底下，起到约束作用，又没有违反当初不让赵四进入帅府的要求，还可能会因为自己的“大度成全”而博得张赵二人的感激之情。
于凤至没有同张学良商量，拿出自己的私房钱将小楼买了下来，待装修完成后，亲自去北陵别墅将赵四小姐接了过来。此后，赵四小姐便在小楼里住了下来，人们也因此称这座小楼为“赵四小姐楼”。
很多来过帅府的人都感到疑惑，赵四小姐为什么舍弃阳光明媚的南屋，而是选择位于东北角、终年阴冷潮湿的房间为自己的卧室呢？答案其实很简单，仅仅是因为站在这里，她能隔窗看到位于大青楼二楼张学良办公室里的灯光。在这座小楼里，赵四小姐度过了她人生中最为幸福的一段时光。更让她为之兴奋的是，在这里，她与张学良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她怀孕了。
  赵四小姐的命运似乎注定是多波多折。怀孕不久，她生了一种怪病，背上长了一个险恶的痈疽，睡觉时只能向一方侧卧。疾病折磨得她苦不堪言，为病心焦的她，也更加思念父母家人。于是，于凤至与张学良商量，将她送至天津一家德国人开的医院里，以便能见到家人，缓解病痛。为了有利于治疗，医生多次劝赵四堕胎。但赵四怎忍心放弃她与张学良的爱情结晶呢，柔弱的她咬紧牙关，忍常人所不能忍，一直坚持到怀孕7个月，终于生下了她和张学良唯一的儿子——张闾琳。
抱着酷似张学良的宝贝儿子，赵四忘记了背上的疼痛，喜极而泣。

 聂荣臻和朱德总司令在开国大典上


为什么党中央要将开国大典阅兵总指挥的重任交给聂荣臻呢？除了他当时已身兼中国人民解放军代总参谋长、华北军区兼平津卫戍区司令员等重要职务外，更重要的是：这位南征北战、戎马倥偬的武将，具有一种不寻常的将帅风范。即使在硝烟弥漫的峥嵘岁月里，他也一丝不苟地注意着自己的仪表，缀满补丁的旧军服整洁、干净，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神清气爽，儒将气质，武将雄风。他率领的部下无一例外地具有良好的军人素质。部队入城后，中南海的警卫战士一听见聂荣臻咳嗽，就赶紧下意识地整理军装。由于将帅的言传身教，以身作则，使得进入北平的人民解放军受到了市民的热烈拥戴和爱护，与先前国民党的队伍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因此，党中央将阅兵总指挥的重任交给聂荣臻，真可谓慧眼识英才。


虽然三个月前队列训练已在各个部队展开，可在一起集训的时间距开国大典仅仅剩下短短的一个月，火烧眉毛啊！聂荣臻不顾疲劳，多次主持召开阅兵工作会议，三番五次去部队集中训练的先农坛、北苑、黄寺等地亲自指挥训练。毛泽东指示：“我们历来主张慎重初战，这次阅兵也是初战。开国第一次嘛，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搞好，不许搞坏。”


毛泽东的指示更使聂荣臻感到肩上的责任重大。有着丰富作战经验的他，深知从前线打仗转到在直线加方块的操场上走队列，对于流血负伤、战功累累的指战员们来说，无疑是一次新的严峻考验。他一定要在开国大典上，让领袖和人民检阅一支队列整齐、步伐一致、军姿庄严、仪容威武的正规人民解放军军队。


聂总是一位具有大将风度的高级指挥官，此时他却不得不以十二万分的细心和周密对方队的领导语重心长地叮嘱：“别小看这些事，一旦马匹摔在天安门城楼下，装甲车开不动，整个阅兵不就乱了套么？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打下了江山，这次阅兵是建国的第一次，还有外国人参加，一定要下最大的决心搞好，尽可能搞出高水平来。”


聂总还对着装作了要求：绑带取消，符号、臂章、帽花要按规定佩戴。为了万无一失，聂总决定在开国大典前进行两次大规模的预演。午夜，聂总提前站在寂静的天安门城楼上，一动不动地看完受阅部队的全部预演，并仔细纠正了存在的问题。忽然，聂总想到了一件至关紧要的事情，他威严的声音划破夜空，在受阅部队每一个人的耳边震撼：


“在这里，我要向大家发布一道死命令：正式阅兵那天，万一发生空袭，不能动，下刀子也不能动!天安门广场二十万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能做到吗?”“能——做——到！”干脆、响亮、整齐的回答地动山摇，聂总疲惫的脸上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意。


临近开国大典的一天晚上，聂荣臻安排了一次群众演练。广场上安装了各种各样的灯，把整个广场照得如同白昼。然而，几十万人因为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型集会，心情又激动又好奇，队伍渐渐乱成一锅粥，只见人山人海，四处都是陌生的面孔。糊里糊涂乱挤碰，不少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


深夜，聂荣臻眉头紧锁，工作人员围坐在一起苦思冥想，怎样才能解决这种混乱的场面……时针已指向凌晨3时，忽然，有人轻声地提议：“能不能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方砖上编上号——？”


聂总的眼睛刷地亮了。与此同时，负责组织群众场面的肖松也一拍桌子站起来：“有了，把我们在图纸上的队形用乳白灰浆画到广场上去，编上号码，跟各领队分好哪支队伍站在几号方砖上，对号入座，乱不了！”


难题迎刃而解，聂总布满血丝的双眼依然炯炯有神，他轻轻地说：“我历来奖罚分明，现在奖赏你们两个小时的睡眠。”


肖松笑着说：“总指挥，先保存这份奖赏吧。等开国大典结束后，我要跟你讨三天三夜的睡眠，连梦都不做。但是，现在不行啊！”


聂总哈哈一笑，满口应承：“没问题，大典过后奖你睡七天七夜。”他深深知道，这些天来，我们的战士和工作人员实在太累了，战士们天天踢正步，走分列式，磨破了一双又一双鞋，但他们没有一个叫苦叫累。在他们心中，展示良好的军人风采是他们对新中国最好的礼物，而对他们最好的奖赏莫过于睡一个安稳觉了。


是啊，年过半百的聂总何尝不渴望睡一个囫囵觉呢！


激动人心的一天终于到了。10月1日中午，聂荣臻匆匆吃了几口饭，就去检查受阅部队了。在开国大典录音带的开头一段，便是聂总讲话：“大会全体注意，不要喊!注意!注意!!注意!!!今天首都全体军民各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大会，现在准备开会，请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同志宣布开会。”


林伯渠宣布典礼开始。军乐队高奏国歌。毛泽东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接着，毛泽东按动电钮，亲手升起了第一面五星红旗。在军乐声中，五十四门礼炮齐鸣二十八响，把开国大典推向了高潮。


开国大典的重头戏当然是阅兵了。在聂荣臻总指挥的陪同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检阅了各兵种部队。接着，受阅的部队就分列经主席台前由东向西前进，以海军方队为先导，接着一个步兵师，一个炮兵师，一个坦克师，一个骑兵师相继跟进。年轻的空军包括战斗机、蚊式机、教练机共十四架飞机在广场上自东向西受阅。在阅兵式中，全场掌声像波浪一样，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


看着受阅的部队井然有序地通过天安门前，聂总深深地吸了一口长气。在这万人欢腾的节日里，没有谁比他的心情更紧张了。现在，他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心里比刚刚打完一个大胜仗还要舒畅。但他没有留下来观看群众游行，而是回到庆王府寓所睡觉去了。这几个月来，他实在太累了!

互联网整顿力度真大啊，现在个人站长有一大部分迁移到国外了，不知道我的这个网站在不久将来是不是也要迁移，但愿不会如此！

论坛的解析让我禁止了，本来用的也是免费论坛，如果想上，可以上这个地址，http://zh5000.5d6d.com/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率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澳门，出席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１９日深夜，中葡两国政府澳门政权交接仪式在刚刚建成的澳门文化中心花园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宣告：中国政府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交接仪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暨特区政府宣誓就职仪式在澳门综艺馆举行，江泽民主席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朱镕基总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从即日（１２月２０日）起开始实施。

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１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进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命令。１２月２０日，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全面展开防务。

李安的电影《sejie》在威尼斯拿到了金狮奖。现在不少人津津乐道的是其中梁朝伟和汤唯的所谓激情戏，据说在内地上映的版本要剪掉半个小时。

不知道李安是怎么改编张爱玲的同名小说的。当年台湾的小说家张系国批评张爱玲有美化汉奸的嫌疑。张爱玲非常罕见地回应了张的指控。争议不能说就此结束了吧。不如说，事涉汉奸，其实是阅读这篇小说时有必要注意的一个关键处。

据说，这篇被李安赞许为“既精简又精彩”的小说，张爱玲写了10年，灵感来自民国时期轰动一时的中统女特工郑苹如刺杀丁默村的事件。丁默村原为***军统局第三处处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丁默村从昆明逃往上海日占区，投奔汪精卫。汪伪政权为了对付***的特务机关，也成立了一个特务会。丁默村为主任。中统上海潜伏组织负责人陈果夫的侄子陈宝骅，决定利用丁默村好色的弱点，派郑苹如施“美人计”除掉他。

中统先后布置了三次行动。第一次，郑苹如请丁默村到她家做客，由于丁默村临时改变主意，计划失败。第二次，郑苹如1939年12月21日要求丁默村陪她逛街买衣服。当郑苹如正在挑选皮衣时，丁默村突然发现窗外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他一看情形不对，就往外跑。两个中统特务还没回过神来。等拔出枪射击，丁默村已钻进防弹车里，躲过了一劫。第三次，郑苹如前去会见丁默村时，被丁的亲信扣住，默村由于沉迷于郑苹如的美色，并不想要置她于死地。但丁默村的老婆赵慧敏命令他的亲信林之江，把郑苹如骗出监狱，秘密枪杀。郑苹如连中三枪，死时年仅23岁。丁默村在此事件后，被排挤出汪伪政权的特工总部。抗战胜利后，丁默村被南京国民政府逮捕，于1947年2月在南京被枪决。

小说重点写了逃脱的那一次，不过地点改在珠宝店，易先生要买一只钻戒送给王佳芝作为纪念。珠宝店本来是一个刺杀易先生的选点。忽然间，王佳芝觉得易先生是爱自己的，她自己也爱上了易。于是忽然暗示易先生有危险。逃脱的易先生立即封锁现场一带，抓获王佳芝以及同伙，并于当晚处决了王佳芝——女人是情感动物，而男人则精于政治计算。前面小说的大量篇幅是王佳芝的视角、状态和内心活动，后面结束的地方是易先生的视角、状态和内心活动。张爱玲写得极为克制、隐忍、周密，惟其如此，更是有一股强烈的艺术张力。

小说的“色”好理解，易先生好色，于是有美人计。“戒”是什么意思呢？买钻戒当然是很明显的构思，但我们知道，“戒”又是戒备之“戒”，清规戒律之“戒”。一个女特务爱上了汉奸，这是犯了戒律的事情，张爱玲写这样的故事，她恐怕明白犯了戒律吧。

但正因为有冒犯，所以才要去铺陈其事。原因是这样的：色是基本人性，戒是政治伦理，冒着巨大的不伦指控去行事，正说明人性的内驱力。

来源:深圳商报：张爱玲的se与jie http://www.scol.com.cn/ent/bjzl/20070925/2007925171757.htm

“汉奸”一词起于何时，惜无考证，但它无疑是咱们中国人“唯一指定，享有专利”的词汇。据《辞海》定义，“汉奸”本指汉族的败类，现在则指中国的叛徒。视点完全是以我们的“国族”（随其不同的历史内涵）为转移。对汉奸大家都骂，但骂来骂去，全是些古人、死人，最晚离现在也有几十年光景。余生也晚，就连抗日战争也没赶上。在我印象里，汉奸形象的定位大概与宋以来的忠奸之辩有关。宋以来，“精忠报国”家喻户晓，爱国主义高唱入云。可是每当“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汉奸也就层出不穷。国难当头，恨奸思忠，大家不免凝感情于“气节”二字。但这类讲法之于男人就象贞操之于女人，其实是配套概念。道学家对女人失节，关注点一向不在原因（缘何失身，被谁强暴），而在后果（是否处女，可曾上吊）。同样，他们对男人失节，也是只责个人，不问环境。其逻辑的如出一辙还影响到文学表现，典型手法是拿刚烈女子臊失节男子（比如李香君与侯方域），让人觉得“侠谷刚肠剩女儿”，“几个男儿非马牛”。我们看历史，只问个人的“有骨头”、“没骨头”，往往失诸空洞抽象、虚假失真。

中国的汉奸史，汉以前没法讲，因为那时还没有“汉”。早先与“胡汉”相当的概念是“夷夏”。可那时的“夷夏”，关系实在乱。二者不但领土是犬牙交错，血缘是水乳交融，就连文化也是打成一片。后来秦并六国，统一者并非中原诸夏，而是他们视为夷翟的“秦戎”。再后来六国亡秦，陈涉、吴广是楚人，项羽、刘邦也是楚人。“汉”者，不过是他们反秦复楚的结果，本来也是替“荆蛮”出气。

不过在早期的中国历史上，同我们关心的主题有关，有两个例子很值得注意。

一个例子是伍子胥灭楚和申包胥救楚。伍子胥，父兄被谗，惨遭杀害，他不惜搬兵入郢，掘平王之墓，鞭尸出气。这要放在宋以来，那是汉奸没跑。但也许是吴楚蛮荒，无关华夏，后来海内混一，也被咱们“共荣”，大家对子胥非但不恨，反觉其情可悯，有如“夜奔”的林冲。申包胥是子胥之友。子胥出亡，咬牙切齿，扬言“我必覆楚”。他说“子能覆楚，我必兴楚”，竟如秦乞师，许愿哀公，说只要秦肯出兵，楚虽裂地分土或倾国相送，亦甘心所愿。不答应就倚秦庭而哭，日夜不绝声，水米不进，达七天七夜。终于感动哀公，出兵救楚。此举若搁到宋以来，也大有“引狼入室”之嫌。幸好吴师既逐，秦师亦退，楚竟因此而复。所以“申包胥”也就成了救国英雄的代名词。

另一个例子是夫差灭越和勾践覆吴。吴越是报仇雪耻之乡。夫差报仇，憋了三年的劲，已经不得了。勾践更行，不惜“尝大王之溲”、“尝大王之粪”，卧薪尝胆，终于灭吴。后人叫“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报仇要有十年的忍功，如果未经识破而终于得手，倒也值了。但一味地忍，风险太大，如果老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没有下手之机，就得一辈子委曲当卖国贼。

我觉得这两个例子之所以重要，就在于“汉奸发生学”的原理已埋伏于此。“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危险也埋伏于此。

要讲汉奸，照例得从汉朝讲起，特别是从汉征匈奴讲起。因为《满江红》的“饥餐”、“渴饮”，《苏武牧羊》的“留胡节不辱”，都是出典于此。司马迁为汉将军立传，《李将军传》和《卫将军传》是鲜明对照。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凡出征主帅，都是一色的皇亲国戚、宠爱嬖幸，其他人本事再高，也得甘当配角，任其摆布。这些人都很乖巧，专拿“奉法守职”、“少言不泄”取媚于上，即使指挥无能也数数益封，故地位虽高，而口碑极差，“天下贤大夫无称焉”。相反，李广地位虽卑，性格虽暴，“悛悛如鄙人，国不能道辞”，但“及死之日，天下知与不知，皆为尽哀”。

司马迁是因“李陵之祸”才发愤著书，当然对李陵充满同情，但《史记》作武帝之世，不免讳言陵冤，反不如《汉书》敢讲话。据《史》、《汉》二书，陇西李氏本是有名的军人世家，生于边塞，长于边塞，善骑射，得士卒心，匈奴畏之。可他这一家子真是一代比一代惨:广心高命奇，自结发大小七十于战，反无尺寸之功以封侯，竟跟卫青赌气自杀。广有三子:当户、椒早死，敢被霍去病（卫青之侄）暗杀。及陵（当户子）为将，但愿一取单于，重振家声，反而身败名裂。天汉二年，陵自告奋勇，为贰师（李广利）分兵，汉武帝惜骑不予，路博德羞为陵踞，他竟提步卒五千，深入大漠。结果遇匈奴主力（八万人），血战浚稽山。虽威震匈奴，重创单于，然道穷矢尽，陷围无救。不得已，遣余卒溃围，己独出降（当时所谓“降”者乃俘非叛）。李陵生降，并非贪生怕死，乃思得其当，有以报汉。武帝不察其隐，只恨其败（恨他不给李广利长脸遮羞），竟把为李陵打抱不平的司马迁处以腐刑。后来武帝虽悔陵无救，派公孙敖将兵迎陵，敖无功而还谎言陵叛。武帝又不察其诬，收陵母弟妻子尽诛之（古代军人的家属往往是人质），使陵绝望于汉终不归。

李陵由降而叛亦属“逼叛”。如果只从“叛”字着眼，你只能说李陵是“汉奸”。因为他毕竟娶了匈奴公主作了匈奴王，毕竟死在胡地没回来。但是如果能体谅他的“叛”出于“逼”，你还不如说他背后的那只手，即由用人唯亲的汉武帝，指挥无能的李广利，老奸巨猾的路博德，善为谣言的公孙敖，以及墙倒众人推，“随而媒孽其短”的满朝大臣，他们汇成的那股力，才是真正的“汉奸”。

读《史》、《汉》二书，你会发现，那时的军人太苦。文帝时冯唐有言:“陛下法太明，赏太轻，罚太重”，军人“终日力战，斩首捕虏，上功幕府，一言不相应，文吏以法绳之”，赏可不行，罚则必用。武帝时，地方吏治虽号称“破觚为圜，斫雕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但在军队中却依然是“法若凝脂”，密不透风。汉《军法》规定:“畏懦当斩”，“逗桡当斩”，“失期当斩”，“失道当斩”，生俘也在死罪之列。李广就因生俘逃归，坐法当斩，赎为庶人，打发回家。后经启用，亦不得志。最后竟因期会失道，不堪再受刀笔吏之辱，引刀自刭。陵若生还，可想而知。所以若从“组织”的观点看问题，李陵倒也并不冤枉。

不过，在李陵故事的结尾有一戏剧性场面。李陵不是铁板钉钉的汉奸吗（而且即使是在“民族大团结”的今天也还没有得到历史学家的原谅？）可是汉武帝死后你猜怎么着？汉政府却特意差他的老乡到匈奴去看他，告之“汉已大赦，中国安乐”，请他“来归故乡，无忧富贵”。而李陵也真倔，居然说“归易耳，恐再辱”，“大丈夫不能再辱”，硬是不肯成全汉政府的良心。在他看来，大丈夫贵在从一，忌在反覆。逼叛是辱，平反也是辱。陵自尊如此，仍有广之风。

中国的南北之争或“胡汉之争”一直贯穿于民元以前的历史。但它的高潮是宋元，特别是明清之际。中国的汉奸史重头戏正在这一段。最近，读李治亭著《吴三桂大传》，我发现吴三桂真是关键时刻的关键人物。他既不是寻常所见贪生怕死、寡廉鲜耻的末流汉奸，也不是如诗人所想象，“冲冠一怒为红颜”，全是为了一个女人才叛变。

吴三桂的一生（一六一二－－一六七八年）几乎全都是在马背上度过。前半生（从一岁到三十二岁）在明末，是“旧朝之重镇”；后半生（三十三到六十七岁）在清初，是“新朝之勋臣”。这个人，事明背明，降清叛清，就连本阶级视为寇雠的李自成，他也考虑过投降。以气节论，似一无足取，从过程看，则震撼人心。荣也人所不及，辱亦人所不及。

李先生把吴三桂的一生他分为三段:“明末悍将”、“清初藩王”和独树一帜，正好是三部曲。其变形之迹耐人寻味。

作为“明末悍将”，三桂有点像汉陇西李氏。他出身辽东豪族、武功世家，不但弓马娴熟，以力战名；还世受皇恩，幼承庭训，满脑子全是忠孝节义（他十六岁时曾闯围救父，有忠孝之名）。手下的子弟兵也是明军中的王牌，战斗力最强。可是当明清鼎革之际，官军同流寇交攻，外患与内忧俱来，他所处环境太微妙。当时明、闯、满成三角之势，螳螂捕蝉，雀在其后，他非联闯不足以抗清，非联清不足以平闯。况以兵力计，闯兵号称百万，满兵也有十万，三桂之兵则仅四万，无论与谁联合，都势必受制于人。三桂置身其间，实无两全之策。再者，从名节讲，他投闯则背主，降清则负明，也是横竖当不成好人。这样的困境，我想大概只有张学良、马占山一类人才能体会得到。

在历史是紧要关头，三桂别无选择又必须选择。事实上，但凡人能想到的他都一一试过。最初，闯围京师，崇祯决定弃宁远而召吴入卫（“先安内而后攘外”），他卷甲赴关，事已后期，想救明而明已亡。接着，他也考虑过投降李自成，但农民军穷疯恨极，入城后到处抓捕拷打明降官，专以抢掠金帛女人为事，令他望而却步。当他得知老父遭刑讯，爱妾被霸占，亲属备受凌辱之后，只好断息此念。然后，死他也想过，但被众将吏劝阻。对道学家来讲，自杀不但是保存名节之上策，还兼有正气浩然的美感，但对一个统率三军的将帅来说，却往往是最不负责的表现。只是在所有的路都走不通，并且面临李自成大军叩关的千钧一发之际，他才决定接引清兵。

情况更复杂的是，据学者考证，即使吴三桂的接引清兵在初也并不是降清而只是联清。现在我们知道，他在威远台与满人盟誓，完全是效申包胥救楚，实际上只是以明不能有的京畿地区换取清出兵平闯，达成分河而治的南北朝局面。这与南明弘光政权的立场其实完全一致，也是“阶级仇”超过“民族恨”，“安内”胜于“攘外”。因此以王朝的正统观念来看，非但无可指责，还受到普遍赞扬，以为“克复神京，功在唐郭（子仪）、李（光弼）之上”，是一位了不起的救国大英雄。

吴三桂作出其最后选择，内心一定痛苦。因为我们知道，吴三桂早就是满人物色已久，必欲得之的将材。在此之前，他的舅父、姨父、兄弟、朋友，很多人早已降清，皇太极本人和他的亲友曾去信劝降，许以高官厚禄，他都没有降。后来闯陷京师，他宁肯考虑降闯，也没有打算降清。我推测，这中间固有利害之权衡，但也不乏名节的考虑。因为他的家属，包括老父、继母、弟妹共三十余人，俱困北京，于明于闯都是人质，如果当初弃土降清，不但全家遇害，还落个“不忠不孝”。而现在情况有所不同。它的代价仍然很大，为此他不惜挥泪作书，与父诀别，忍看全家被杀，但至少名节无亏（为明平闯是“忠”，舍父讨贼是“义”）。然而三桂的悲剧在于，虽然从愿望上讲，他本人想作申包胥，南明也把他视为申包胥，但多尔衮却不是秦哀公。满人夺取北京后并没有打算就此罢手，而是长驱直入，席卷天下。多尔衮的主意很清楚:你吴三桂不是想报“君父大仇”吗？好，我就让你去报。正好让他“为王前驱”。三桂既然选定了这条险道，“马行在夹道内我难以回马”，当然也就身不由己，越滑越远，从剃发为号到拒见南使，从追杀李闯到进军西南，终于一步步变成最大的汉族降臣。闯是平了，仇是报了，但明也灭了，节也毁了。实际上当了个伍子胥。
对明朝的灭亡，吴三桂当然起了关键作用。但我们与其说它亡于清，不如说它亡于闯；与其说它亡于闯，不如说它亡于己。明朝上下，从廷吏到边将，从流寇到遗臣叛服无定，内讧不已，乃自取灭亡。三桂本想救明却导致覆明，正说明了它的不可救药。

吴三桂的后半生约有三十年是属于“清初藩王”，只有最后六年是属于“独树一帜”，死后并有两年是属于“三藩之乱”的尾声。康熙平定三藩，是效汉高祖诛韩信、彭越、英布，乃改朝换代的例行节目，“逼”有“逼”的道理，“反”有“反”的道理，我们可以不去管。问题是吴三桂替清朝卖了三十年的命，现在起兵造反，何以号召天下？在吴三桂的讨清檄文中，我们可以读到:

…本镇独居关外，矢尽兵穷，泪干有血，心痛无声，不得已歃血定盟，许虏藩封，暂借夷兵十万，身为前驱，斩将入关，李贼遁逃，痛心君父重仇，冤不共戴，誓必亲擒贼帅，斩首太庙，以谢先帝之灵。幸而贼遁冰消，渠魁授首，政（正）欲择立嗣君，更承宗社封藩，割地以谢夷人。不意狡虏逆天背盟，乘我内虚，雄踞燕都，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方知拒虎进狼之非，莫挽抱薪救火之误。本镇刺心呕血，追悔无及，将欲反戈北逐，扫荡腥气，适值周、田二皇亲，密会太监王奉，抱先皇三太子，年甫三岁，刺股为记，寄命托孤，宗社是赖。姑饮泣隐忍，未敢轻举，以帮避居穷壤，养晦待时，选将练兵，密图恢复，枕戈听漏，束马瞻星，磨砺竞惕者，盖三十年矣。……

这段话，前半是真后半是假。吴三桂为把自己的破碎人生璧全圆满，不惜编造离奇故事，但是他的解释却有个时间的麻烦:三十年的委屈心酸，三十年的卧薪尝胆，现在还有人相信吗？

当吴三桂举事时，有个叫谢四新的人写过一首诗，表示拒绝合作。诗云:

李陵心事久风尘，三十年来讵卧薪？复楚未能先覆楚，帝秦何必又亡秦。丹心早为红颜改，青史难宽白发人。永夜角声应不寐，那堪思子又思亲。

这首诗除过于强调“红颜”，余皆平实之论。它不仅概括了吴三桂的一生，也揭露了他的人格矛盾。特别是诗中用典正好集合了上文提到的各种历史角色，还浓缩了“汉奸发生学”的曲折微妙。

吴三桂为他的后半生付出的代价也很惨重，不仅自己的儿孙妻妾被凌迟处死，还使多年追随的部下，副将以上几乎都被杀头。他一生两叛，兼取其辱，并非昏君奸臣所逼，乃是环境所迫。这在汉奸史上是又一种典型。

现在，因“胡汉之争”的消亡，“汉奸”的内涵已发生变化。尽管伴随现代化的席卷全球，人们正在向新一轮的“车书一统”步步逼近，但是种族、民族间的仇杀仍不知何时是了。特别是那些后发类型的国家，因被动适应，往往不免有遭受强暴之感。如果其文明曾经古老而辉煌，如果其对手又是前仇或夙敌，即使没有战争，哪怕一场球赛，也照样萦系着此类脆弱和敏感。比如近来人们大骂何智丽为“吴三桂”便是明显的一例。

现在的“汉奸”是什么标准？我不知道。不过历史的教训很清楚:正像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其实“汉奸”又何尝不是如此呢？

原标题：圣诞节，让我们追忆郑苹如

今天是"圣诞节"，我这样的人，不理解他是哪门子的"圣"，自然也不会帽子袜子地过什么鬼节。倒是我前几天在香港看了《sejie》和《投
名状》，勾起我对这些刺客的老胃口来，忍不住又找了一堆资料来看。突然意识到，原来郑苹如手持勃朗宁径自去刺杀丁默村，正是在平安夜
前几个小时。她这一去却没有再回来！想不到个《良友》的封面女郎，夜总会的交际花，却诠释了一个风萧萧兮去不还的影像！真令人唏嘘不
已！我想，在今天简单介绍一下她的生平，应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郑苹如是浙江兰溪人，民国七年（1918年）生。其父郑钺，字英伯，早年留学于日本法政大学，接受了正规法学教育。在此期间，他追随孙文
闹革命，与于右任交情极厚。他还娶了一位出身名门的日本女子木村花子，抱得美人归，先在复旦大学执教，又膺于右任之邀从戎陕西靖国军
。后来离开军界，回上海做了一名高级法官，在业内享有盛誉。全家住在法租界文宜坊，狗马洋楼，是不折不扣的富人阶层。他与木村夫人育
有三女二子，郑苹如是老二，另有一姊一妹二弟。九一八时，姊妹兄弟在街头散发抗日宣传品，非常显眼。日本人以郑家有日本背景，常来拉
拢，被郑家严拒。上海沦陷时，郑苹如刚中学毕业，受家庭影响，考入上海法政学院夜校。然而她和妹妹天如性喜时髦，举止浪漫，常出没于
灯红酒绿场所，结交上等人物，人皆目之为姊妹交际花。事实上，其父郑钺早有重庆背景，属中统一系，掌管有地下电台，有为重庆搜集情报
的职责。当时***上海党部要员陈宝骅，是陈立夫的堂弟，素与郑钺交好。陈看到郑苹如后，对她年轻貌美、日语流利、善于交际等特点称
羡不已，乃说服其为国家效力，成为中统记名特工。她的直接上司嵇希宗，亦是法政学院学生。郑苹如白皙挺拔，面容姣好，气质健康，尤喜
盘起发髻，曾是《良友》杂志封面女郎。她以其天才和美貌，周旋于日本官佐之间，竟最先获取汪精卫将有异动的惊天情报。但嵇希宗密报重
庆，竟未引起足够重视。此事蹊跷，或许是重庆方面正需要汪精卫自我暴露。然而待汪精卫艳电发表，重庆方面已知郑苹如之能力价值。是年
（1938）底，郑苹如又有非常之举，竟借夜总会悠游风月的机会，绑架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之子近卫文隆达二日之久。重庆得报，恐激发中日激
烈冲突，即令中止行动，而近卫公子竟不知云里雾里。此番表现，使中统更对郑苹如充满信心，暗杀丁默村的大任也就非她莫属。

<丁默村>

丁默村是湖南常德人，生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是早期gongchandang员，后成为***CC系重要人物，抗战初与李士群等投敌，组建七十六号
特工总部，专与重庆特务斗法。因他熟悉***特务运作规律，故对重庆方面威胁极大，翦除他成为中统的首要任务之一。丁氏原是郑苹如就
读民光中学时的校长，故不须画影图形，郑苹如自可辨认。一日，丁默村便服乘电车，郑苹如佯作偶然相遇，自报家门，以师生旧谊寒暄，于
是开始来往。丁氏本好色，一拍即合。丁氏为避人耳目，聘郑苹如为秘书，然而日伪高层，皆知二人为情人关系。不过丁氏到底是特工出身，
狡如狐，警如犬，与郑苹如约会，都须由自己决定时间地点。若郑苹如提出要求，他便虚与委蛇，直至不了了之。因此交往有日，仍无机会。
时至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中统下令尽快行动，郑苹如乃打破常规，约丁氏到家中小坐。然汽车已到楼下，丁氏仍婉拒而去。不料机会
转眼又来。12月21日，丁氏约郑苹如赴宴，宴后丁氏要去虹口参加日酋召集的重要聚会，顺路恰可捎郑回家。待车路过静安寺路戈登路口的西
比利亚皮货公司时，郑苹如小鸟依人，央求丁氏为她购买一件皮大衣，以作圣诞节礼物。丁氏初不疑之，竟欣然下车。但他走入店中的一时间
，已察觉周遭情形有异。当下不动声色，与郑苹如相依而立，待郑选皮衣时，突然掏出一叠钞票洒向空中，急奔出店上车。埋伏在左近的嵇希
宗等猝不及变，子弹数发，都打在汽车尾部。当丁氏奔出时，郑苹如踌躇之间，未随之奔出，只好在橱窗前徘徊流连。而日酋召集的聚会上，
李士群等均已在座，见丁氏姗姗来迟，且失魂落魄，问明究竟，皆说此系中统美人计无疑。然丁氏恋奸情热，尚不忍痛下杀手。而郑苹如则认
为自己并未暴露，仍打电话慰问丁氏，为巧作遮掩，慌称自己缺钱。丁氏马上让人送钱过来，郑苹如便对自己的判断更为自信。她不愿功亏一
篑，索性以这摩登浪漫的平安夜为名，身藏勃朗宁shouqiang，诓了一个素日熟稔的日本宪兵分队长为盾，径自走进了七十六号魔窟去寻丁默村。想
必她是要给丁氏一个节日意外的惊喜！
这是临近傍晚的下午，丁默村的副手李士群已守株待兔多时。李氏先通过日本军方，喝退了宪兵分队长，接着便扣留了郑苹如。关押地点是忆
定盘路37号敌特工队长林之江家中。她竭力地烟视媚行，想说服林之江一起逃走，自是痴人说梦。待审判时，她最初称是为情而杀，因丁氏另
有新欢。后又坦然承认中统身份，但未供出同志。丁夫人赵慧敏恨之入骨，连骂妖精之余，暗中催促林之江尽将她处死。陈璧君则来探监，以
生命无常之类的套话劝她投降，她不为所动。众伪又以其为质，要挟其父郑钺投降，其父当即拒绝。李士群本必欲死之，加之其夫人叶吉卿亦
坚决主杀，乃在护送汪精卫北上青岛会谈前夕，令马啸天、林之江将郑苹如枪决。刑场在徐家汇一片荒地，主刑官为林之江。到刑场时，郑苹
如仍不放弃最后机会，仍力劝林之江带他逃走。林不为所动，郑苹如乃提出最后要求，枪不要打面部，以免毁坏容貌。当时郑苹如穿红色羊毛
毛衣，外罩马皮大衣，容颜依旧，行刑者不忍下手，林之江竟亲自开枪。两枪中头部，一枪中胸脯，大衣、项链、钻戒等物均被林之江劫走。
这一年，郑苹如才21岁。
郑苹如牺牲后，其父郑钺伤恸过度，从此缠绵病榻，不久病逝。苹如的大弟海澄，抗战前在日本名古屋学飞机驾驶，战事突起时被禁止回国，
赖木村夫人赶回日本为他联系偷渡，才回到国内。海澄后来参加了国军空军，民国二十三年（1944年）战死于重庆空战。郑苹如未婚夫王汉勋
，江苏宜兴人，亦为空军飞行员，与海澄同年战死于桂林。因王汉勋身材魁梧，郑苹如谑称之为"大熊"。二人关系，有互赠的单人照为证，
相片背面均题有亲密称呼。苹如的妹妹天如是于右任的外事秘书。木村夫人一直随天如生活，于1966年病逝于台湾，蒋介石亲书"教忠有方"
四字横幅为奠，以表彰郑家一门忠烈和木村夫人的高贵品质。学者郑振铎曾与郑苹如有一面之缘，非常痛惜她的牺牲，曾为她写过一篇《一个
女间谍》，收入其连载的《蛰居散记》之中，但后来成书出版时却删去了，因为郑苹如毕竟是***的人。
可是，她首先是中国人。汪伪宣传次长胡兰成，向情人张爱玲讲了他同僚的风流险遇。文人无行，兴许还添油加醋了，但一代才女便据此写出
了所谓"sejie"；兴许因为胡兰成还讲到了林之江捋了一枚钻戒，那么名门闺秀便拈出来一疙瘩"鸽子蛋"。这阴沉暧昧的小说，被华人名导
李安说成是气氛诡秘的，一直成为他的心结，直到拍出万人空巷的大制作，才解开一二，不惜害得人家闺女嫁不出去，还一直辩称"二次创作
"没有什么。但是，我不知道张爱玲们的圣诞节是怎么过的，李安们的平安夜是怎么睡的？我只知道，那个寒风凛冽的冬天，一个美丽的中国
女孩浑然忘却了圣诞节是用来"过"的，她提了一把shouqiang，径自走进了人生的地狱。
希望我们能在极司非尔路七十六号（今万航渡路）门前，为郑苹如塑一座雕像。在任何一个国家，女子做出非凡的事业，往往比男子更具典型
意义。我们需要这样的塑像，我可以捐款！
 

冲；寅申相冲，即虎猴相冲；卯酉相冲，即兔鸡相冲；辰戌相冲，即龙狗相冲；巳亥相冲，即蛇猪相冲。

这是封建迷信的说法，看看玩玩可以，千万不可当真，更不要对号入座 。

生活中，一切皆有可能，长辈和晚辈之间难免发生冲突，希望各位要明白这是生活中的必然（等子女长大后，有了独立的思想，难免和长辈发

生冲突。）

　　十二生肖相冲表

　　鼠日冲马

　　牛日冲羊

　　虎日冲猴

　　兔日冲鸡

　　龙日冲狗

　　蛇日冲猪

　　马日冲鼠

　　羊日冲牛

　　猴日冲虎

　　鸡日冲兔

　　犬日冲龙

　　猪日冲蛇

　　
三合与六合

三合与六合，是五行（木、火、土、金、水）中的力量的吸引和凝聚。可以这样说，三合的生肖比较合拍，而两者相差四年（或四的倍数），

是老人家常说两夫妇最合适的年龄差距，就是根据「三合」而来的。另六合的生肖相处也属于顺利和谐，对相方都有暗助力的组合。反之相冲

的生肖则不太妥当，例如会多口角，相处得不大愉快等。 其实，生肖相合相冲的说法，只是概括地以大家的出生年来计算，并非个别度身计算

的「夹时辰八字」，所以只属于「谨供参考」，还是不用太放在心上。

　　生肖 三合生肖 六合生肖 相冲生肖

　　鼠 猴年 / 龙年 牛年 马年

　　牛 蛇年 / 鸡年 鼠年 羊年

　　虎 马年 / 狗年 猪年 猴年

　　兔 猪年 / 羊年 狗年 鸡年

　　龙 猴年 / 鼠年 鸡年 狗年

　　蛇 鸡年 / 牛年 猴年 猪年

　　马 虎年 / 狗年 羊年 鼠年

　　羊 猪年 / 兔年 马年 牛年

　　猴 鼠年 / 龙年 蛇年 虎年

　　鸡 蛇年 / 牛年 龙年 兔年

　　狗 虎年 / 马年 兔年 龙年

　　猪 兔年 / 羊年 虎年 蛇年

 

过去在我国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家庭成分。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是世界著名的领袖人物，同样存在一个家庭成分问题。

那么，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是什么?

许多国内外人士到韶山参观，当向毛泽东旧居和毛泽东纪念馆的讲解员或韶山的官员提出这个问题时，他们都说毛泽东的家庭成分是纯朴的农民家庭或革命家庭。然而，如若翻阅国内外出版的有关著作，对毛泽东家庭成分的记述则说法不一。

毛泽东为父母亲扫墓

1936年10月，毛泽东与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谈话时说:

我父亲原是一个贫农，年轻的时候，因为负债过多而只好去当兵。他当了好多年的兵。后来，他回到我出生的村子，做小生意和别的营生，克勤克俭，攒积下一点钱，买回了他的地。

这时我家有15亩地，成了中农，靠此每年可以收60担谷。一家5口一年共吃35担——即每人7担左右——这样每年还有25担剩余。我的父亲利用这些剩余，又积蓄了一点资本，后来又买了7亩地，这样我家就有“富”农的地位了。〔美〕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12月版，第105～106页。

而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系美籍教授施拉姆，在其《毛泽东》一书中对毛泽东家庭成分的评述却是这样的:

虽然中国农村非常贫穷，一个人生活稍有宽余，即足以定为“中农”甚至富农，但毛泽东也可能稍微夸大了他家的阶级成分。这可能是因为他从前经常同父亲发生激烈冲突而对他不那么孝敬了；也许是他在1936年想借此说服学生中间的许多富农子弟，他们的阶级出身并不一定妨碍他们参加革命活动。无论如何，不管毛泽东的父亲后来拥有多少财产，他出身贫农这一点肯定对其家庭有深刻影响……〔美〕斯图尔特R施拉姆:《毛泽东》，红旗出版社1988年8月版，第1～2页。

施拉姆这些评述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对毛泽东家庭成分的自述，持有不同的观点。显然，他认为毛泽东自认是富农，是出于其他用意“稍微夸大了他家的阶级成分”，正确地应当说毛泽东出身贫农。

日本著名学者大泽升在《中国向何处去》一书中，则记述毛泽东是“富裕中农的长子”。〔日〕大泽升著:《中国向何处去》，三一书房1988年4月版。

然而在我们国内，众多的人都认为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应当是贫农。其理由是:

早在1929年4月，国民党反动政府就没收了毛泽东一家在韶山的全部房屋、家产和田地。1950年，全国在广大农村开展土地改革运动，是根据解放前3年拥有的家产(主要是不动产)来划分家庭成分的。湖南是1949年8月5日和平解放的。湘潭解放的时间是1949年8月9日。韶山人民迎来解放大军的时间是1949年8月15日。韶山解放前的3年，即为1946年。那时，毛泽东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收的家产仍未归还。据此，有人认为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应为贫农。

有的人不同意这种观点。他们认为，毛泽东的家产虽然早已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没收，但他父亲健在时，置买了22亩田地，家中只有5口人，平均每人占有土地4亩多，而当时韶山平均每人只能占有九分三左右的土地。除此，毛泽东的父亲还雇过长工。因此，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应该评为富农。

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到底应该评为什么呢?这事可把当时负责土改工作的韶山乡(当时为清田乡)农会主席兼乡长毛寅秋难坏了。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毛泽东早在1936年同斯诺谈话的内容，心想:按毛泽东家原有的财产，应该划为富农。但把富农的成分划在一个伟大革命领袖家，怎么行呢?他左右为难，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写信请毛泽东答复。

毛寅秋给毛泽东写的信，大意是:家乡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您的亲切关怀下，土改工作现已进入划成分、分田地的阶段了。您知道，韶山是山多田少，初步推算，每人平均九分三左右，不知您老家有几口人在韶山分田?特向您汇报，请指示。

乡政府的郭秘书看了毛寅秋写给毛泽东的信，感到内容比较含糊，便说:“那成分的事，怎么没有讲呢?”

毛寅秋回答说:“主席看了信，便会晓得我们的意思。”

果然，信发出不久，毛泽东就趁毛岸英、毛岸青回韶山之便，向韶山乡转达了他的意见。具体说有以下三点:

一、所有财产分给农民。

二、划分富农，责无旁贷，付来300元作为退押金。

三、人民的政府执法不徇私情，照政策办事，人民会相信政府。

就这样，韶山乡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把毛泽东的家庭成分划为富农。但过去向到韶山参观的国内外人士介绍毛泽东的家庭情况时，一般仍不讲毛泽东出身富农家庭，而说是纯朴的农民家庭或革命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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